做英國大學的校代是高度國際化的工作，但業務的市場化與體制的集權化之間，往往是不得不面對的二律背反。一個朝陽的行業，一個機械的體制，一個遠大的理想，一個骨感的現實，此事古難全。
大約十幾年前，英國大學在國內的代表處還是鳳毛麟角，如今通過校代朋友圈反映出的實名制信息看，在國內有辦事機構的英國大學至少也有五六十家的規模，接近英國大學總數的40%。
英國高校品牌營銷的本土化，是中國留學市場發展中的重要變化。而其中英國大學校方代表（校代）的本土化程度很高，幾乎清一色的中國人，或持有他國護照的華人。他們中的大多數是中國教育體制鍛造出來的精英階層，同時又曾在英國或國外留學，是二元教育制度的受益者。深諳國內文化環境，又浸染于西方思辨、多元的意識形態氛圍，精通漢語、英語，于是能游走于兩種思維方式的夾縫中。
作為英國教育的代言人，英國大學校代的工作環境高度國際化，不僅往返于中英兩國，而且即便工作地點在國內，他們也幾乎每天都在與英國大學聯系。從業務角度看，涉及到招生推廣、中介管理、合作院校關系、校友群維護等，客觀上要求國際教育層面的商務談判、項目管理、政府關系、市場營銷、代理人網絡、合作方公關等多方面能力。
作為全球留學最重要的細分市場，中國留學市場發展了三十多年，2015年達到每年50萬人的盤子，相對于1.09億的中國中產階層而言，應該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這個行業的穩定性和前景，相對于疲軟的宏觀經濟來說，幾乎可以算作“逆襲”了！
而且，與留學相關的上下游行業的開發潛力，使這個曾經比較封閉、小眾的行業，開始在全球產業鏈中體現出特殊的溢價效應。一個英國大學的國內招生業務所連接的渠道，目前已經擴展到國際房地產（租房、買房）、國際金融服務、境外旅游、廣告公關、賓館飯店、國際職業規劃（獵頭）、企業國際化人才培養、國際網絡教育等眾多行業。
更有意義的是，留學與中外合作辦學成為刺激中國教育加速轉型的最好的倒逼機制。中國教育體制改革幾乎與建國后的歷次政治、經濟、文化改革同步，所不同的是，關乎意識形態的國內教育領域，始終處于高度行政化的管制之中。毫不夸張地說，英國校代的努力，加快了中國教育界的國際化步伐，也符合這個特殊的中國人群體的夙愿：希望英國的教育——或者說新的體制與思維——能夠改變中國未來的命運。
按理說，英國校代屬于高級管理人員，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達到了職業經理人的素質和水準，完全可以比肩進入國內的國外制造業、金融業、工程監理業、建筑設計業的管理團隊。而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這個群體的個人待遇、職業發展前景和社會影響力，與前面提到的行業還存在較大差距。這其中的原委大體可以從英國高校的戰略布局和用人機制兩方面做讀解。
戰略上講，英國大學的海外延伸，其核心訴求仍然是招收國際學生，完成財務指標（學費等收入目標）和滿足文化多元化的要求。具體到中國市場，經濟利益方面的考量則更為突顯。
當學校教育成為商品“出口”換匯時，英國的大學也就漸漸從單純的非營利機構，變成了遮遮掩掩的教育“提供商”。歐洲金融危機肆虐的那幾年，連英國著名的金融公司都險些倒閉，而英國大學的留學業務卻呈現出反向的蒸蒸日上。
很多英國本土學生及歐盟學生還需要申請助學貸款，而中國學生一般“不差錢”，付全款的，仿佛英國大學的“提款機”，這樣一來，英國大學駐華代表機構中，大部分都是以招生作為主要目標，市場化程度較高的代表處，甚至還有嚴格的招生業績考核。
因此，以銷售為核心任務的英國大學，在中國市場的品牌建設缺失，周而復始地以經濟利益為首要目的。在這樣的機制下，英國大學校代只是純粹的銷售任務的執行者。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營銷與食品速銷品、金融衍生品、健身休閑服務產品的營銷模式越來越接近，英國校代靠“刷臉”、經濟利益與留學中介、培訓機構、合作院校“套近乎”，一年到頭泡在“數字”里，拉低了自身品牌價值和校代的整體附加值。
從英國大學的人事制度分析，包括校代在內的高校員工，沒有健全的漲工資、職位晉升等激勵機制保障，很像國內的事業單位的運行模式。這種英式的公有制與中式的公有制區別不大，很多情況下，只有通過“跳槽”尋求升職、發展空間。
對中國市場缺乏了解的英國大學，在中國區域的人事管理上更是“鐵板一塊”，很少研究這一地區特殊的文化風俗和職場特點，而是“一刀切”地與英國看齊，而在實際待遇方面又很難做到與英國人“同工同酬”。
當然也有校方重視中國市場、維護老員工利益的正面案例，但總體而言，并非制度使然，大體上是英方主管領導或高層領導的個人意志，并不具備可持續的條件。
最為嚴重的問題是，在中國，涉及到院校合作、政府關系、聯合科研項目等關鍵業務環節，很多時候需要動用英國校代的個人關系，而不僅僅是工作關系。特別是以校際戰略合作為主要業務內容的英國大學代表處，校代的個人關系往往影響到項目（比如中外合作辦學、聯合科研項目等）的成敗。
這種帶有中國特色的額外付出，往往觸及了中英文化差異的敏感地帶，不能得到英國校方的理解和支持，自然也沒有相應的補償或激勵措施，時間長了，校代的積極性會受到影響，合作的效果也會因此打折扣。
基于上述戰略和體制原因，英國校代崗位的流動性比較大，校代與大學的關系相對疏離。
從目前的形勢看，英國大學校代群體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依靠自發組織的“海外高校促進會”及其每季度舉行的行業峰會，英國校代連同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同行，不斷深入挖掘市場潛力、創新市場機制，同時，也在探討類似“行業工會”性質的職能，以“組織”的形式反映校代的整體訴求，建立與校方更有效的溝通機制，從而充分發揮校代群體的品牌優勢，帶動英國大學的品牌建設，帶動行業整體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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