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國開始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擴張，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階段一躍邁入大眾化教育階段。高等教育擴張不止于本、專科階段，研究生教育規模也在不斷擴張。伴隨著高等教育擴張，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愈演愈烈，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繼續攻讀研究生學歷，他們希望憑借更高學歷獲得理想工作，從而實現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
在這種背景下，讀研是否有助于個人在求職時擺脫家庭背景束縛？是否還存在其他途徑，比如專業選擇？筆者基于全國高校畢業生2007年、2011年和2013年抽樣調查數據，分析了學歷層次和專業領域對高校畢業生初職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
代際效應在高等教育群體中依然存在
本研究數據來自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的“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勞動力市場”課題組針對全國應屆高校畢業生就業情況開展的抽樣調查。課題組從高等教育擴張后第一屆畢業生的就業年2003年開始，每兩年進行一次調查，每次調查的樣本學校選取考慮學校所在地、學校類型和學校級別的差異，涉及7～16個省份，約兩萬個畢業生樣本，對全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具有一定代表性。研究對象確定為這3年調查中已確定就業單位的畢業生群體，其中，學生有效樣本量分別為6494、8462和6444名，學校有效樣本量分別為28、29和28所。
筆者通過分析得出以下初步結論：
第一，學歷層次和專業領域都是影響畢業生初職起薪和初職職業類型的重要因素。學歷水平越高起薪越高，從事管理技術類職業的機會比率也越高。相比本科畢業生，碩士畢業生起薪優勢明顯且從事管理技術類職業的機會比率更高，而專科畢業生則相反。從專業領域來看，不同專業領域畢業生的起薪和職業類型存在差異。與理學或工學專業相比，文史哲、經濟或管理學及農學或醫學的起薪在2007年和2011年要顯著更低，這三類專業領域在2011年和2013年從事管理技術類職業的機會比率相對更低。
第二，家庭背景是影響高校畢業生初職起薪和職業類型的重要因素，即代際效應在高等教育群體中依然存在。家庭收入越高起薪越高，父親從事管理技術類職業能夠顯著增加其子女從事該類型職業的機會比率。
第三，從控制變量來看，女性的起薪和從事管理技術類職業的機會比率都要顯著低于男性。學業成績班內排名靠前會提高畢業生的起薪水平和從事管理技術類職業的機會比率。擔任過班干部有助于提高畢業生的起薪水平，但對畢業生的初職職業類型的影響并不顯著。擁有英語(精品課)水平證書、讀雙學位或輔修其他專業的優勢基本不明顯。沒有證據顯示獲得過獎助學金的學生在初職起薪上占據優勢。黨員身份對初職起薪不存在顯著性影響，但顯著增加畢業生從事管理技術類職業的機會比率。一般高校畢業生的起薪顯著低于重點大學畢業生，但與高職高專畢業生(除2011年)相比沒有顯著差異。學校選拔性對于畢業生職業類型的影響基本不顯著。學校所在地對畢業生起薪和初職職業類型的影響都不顯著。
專業領域能夠調節家庭背景對初職起薪的影響
既然學歷層次和專業領域都是影響畢業生初職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因素，那么，追求更高的研究生學歷、選擇更富經濟回報的專業是否有助于降低家庭背景對初職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
第一，沒有足夠證據支持與本科畢業生相比，家庭背景對初職起薪和初職職業類型的影響在研究生中發生弱化。這意味著，家庭背景對畢業生起薪和初職職業類型的影響在本科畢業生和碩士畢業生中具有一致性，并沒有因為畢業生獲得更高的教育文憑而顯著變弱。研究者甚至發現，在2013年模型中，家庭收入對初職起薪的影響在碩士畢業生中反而更強。
第二，專業領域能夠調節家庭背景對初職起薪的影響，在人文社科類專業，家庭背景的影響效應要強于理工類專業。相比理學或工學專業，高家庭收入對初職起薪的影響在教育學或法學專業更大(2011年)。父親的受教育年限對初職職業類型的影響在文史哲專業更大(2007年)，家庭收入對初職職業類型的影響同樣在文史哲、農學或醫學專業顯著更大(2013年)。該研究結論支持了Marianne Nordli Hansen和Arne Mastekaasa的觀點，即階層出身對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在人文科學類專業領域要強于技術類專業領域。
從事專業技術性工作是不利家庭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
學歷層次的調節作用不顯著的一個可能原因是，碩士畢業生所面臨的勞動力市場并非像“現代化理論”所強調的那樣更加遵循績效原則。為此，筆者以2007年數據為例，實證檢驗了高校畢業生的職業分布差異和職業內工資差異。結果發現，一方面，無論是本科畢業生還是碩士畢業生，職業分布都存在明顯的家庭背景差異。高家庭收入、父親為管理或專業技術人員出身的畢業生從事行政或企業管理工作的相對比例更高，而低家庭收入、父親為農民或農民工出身的畢業生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相對比例更高。這一發現對于本科畢業生和碩士畢業生同樣適用。這意味著即使在碩士畢業生中，職業分布仍然并非完全獨立于家庭背景，依舊存在職業地位再生產現象，但是從事專業技術性工作的確是不利家庭擺脫家庭背景束縛，實現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
另一方面，在本科畢業生和碩士畢業生中，都存在明顯的職業內起薪差異，換句話說，即使從事同一職業，家庭背景不同則起薪不同。以行政或企業管理工作為例，數據表明，同樣從事行政或企業管理工作，低家庭收入出身的本科畢業生和碩士畢業生的起薪分別只占高家庭收入出身畢業生的53.8%和67.8%；父母為農民或農民工出身的本科畢業生和碩士畢業生的起薪分別占父親為管理或專業技術人員出身畢業生的69.6%和75.8%。另一個吸納畢業生數量較多的職業類型——專業技術工作亦是如此。因此，與本科畢業生一樣，碩士畢業生同樣面臨著基于家庭背景的勞動力市場“歧視”。
優勢家庭更看重家庭背景能發生影響力的專業
既然高等教育群體，包括碩士畢業生所面臨的勞動力市場依舊并非完全遵循績效原則，那么，優勢家庭在教育擴張后是如何憑借家庭背景優勢維持自身的地位優勢的？
第一，從學校選拔性來看，無論是碩士生還是本科生都存在明顯的家庭背景差異。在本科生中，中高家庭收入、父親職業為管理或專業技術人員出身的學生在重點大學的相對比例更高，而碩士生恰恰相反。之所以碩士生的教育機會相對更加均等，原因可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本科生為了擺脫家庭困難，往往更愿意加倍努力去追求研究生學歷，而相比較而言，優勢家庭出身的本科生憑借其本科文憑和家庭背景已經足夠在勞動力市場中謀取一份體面的工作，因而追求更高學歷的動力和必要性降低。
第二，不同家庭背景在專業領域上存在不同的策略選擇，在本科生和碩士生中都是如此。雖然理學或工學、經濟學或管理學受到最多關注，但是低家庭收入、農民或農民工家庭出身的學生在理學或工學專業的相對比例更高，而高家庭收入、父親職業為管理或專業技術人員出身的學生在經濟學或管理學專業領域的相對比例更高，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碩士生都是如此。同時，優勢家庭選擇文史哲、教育學或法學等其他人文社科類專業的相對比例也要更高。
不同家庭背景在教育擴張后存在不同的教育策略。具體地說，為了實現向上流動，不利家庭更傾向于選擇能夠使其在將來求職過程中容易擺脫家庭背景束縛的理學或工學專業。優勢家庭則傾向于選擇人文社科類專業、經濟學或管理學專業。但是優勢家庭之所以作出這一選擇，并非經濟學或管理學專業富有經濟回報，而是因為這些專業在求職時更容易發揮家庭背景的影響。
除了教育機會不均等，不完善的勞動力市場同樣是阻礙代際流動的重要障礙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
第一，在高校畢業生中，學歷層次和專業領域都是影響畢業生初職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因素。學歷層次越高起薪越高、越容易從事管理技術類工作，相比本、專科畢業生，碩士畢業生的起薪和從事管理技術類職業的機會比率更高；相比人文社科類專業，理工類專業的起薪和從事管理技術類職業的機會比率相對更高。
第二，沒有足夠證據支持家庭背景對碩士畢業生的初職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比本科畢業生要弱。學歷層次不能調節家庭背景對畢業生初職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家庭背景對碩士畢業生的初職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和本科畢業生一樣顯著存在，并沒有降低。盡管學歷層次對代際效應的調節作用不存在，但專業領域能夠調節家庭背景對畢業生初職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在人文社科類專業，家庭背景的影響強于理工類專業。
第三，家庭背景的影響之所以在碩士畢業生中沒有弱化，可能的原因是，他們與本科畢業生一樣所面臨的勞動力市場都不是完全遵循績效主義原則。從職業分布差異和職業內起薪差異上來看，碩士畢業生和本科畢業生都同樣存在明顯的職業地位再生產現象，即使從事同一職業，起薪也存在明顯的家庭背景差異，家庭背景越好起薪越高。
第四，教育擴張后，不同家庭存在不同的教育策略選擇。學歷層次和專業領域都是實現代際流動的重要工具。不利家庭出身的學生可以通過追求研究生學歷、選擇理工類專業來實現向上流動，因為研究生學歷、理工類專業能夠帶來相對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回報，理工類專業可以幫助其在求職時擺脫家庭背景的束縛。比較而言，優勢家庭并不一定非要追求更高的研究生學歷，其教育策略更加多元，如選擇專業領域時更多選擇經濟學或管理學專業、人文社科類專業，這些專業更容易在求職時發揮家庭背景的優勢。
長期以來，研究者關注教育機會不均等更多強調教育的垂直差異——學歷水平高低，而本研究的結論再次提醒我們，教育的水平差異(專業領域的差異)同樣不容忽視。專業領域和教育水平一樣是優勢家庭實現地位再生產的重要工具。在促進教育機會均等方面，除了要采取補償性原則增加對社會底層群體尤其是其中富有能力天賦個體的教育和財政支持，提高農村貧寒學生上重點大學的機會外，加強對不利家庭子女在高等教育專業選擇方面的指導同樣重要。
研究還表明，包括碩士畢業生在內的高等教育群體所面臨的勞動力市場都并非完全遵循績效原則。這告訴我們，要想更好地體現教育的價值，發揮教育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單純把目光聚焦在教育系統內的機會分配顯然是不夠的，不完善的勞動力市場同樣是阻礙代際流動的重要障礙。因此，政府應該繼續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完善勞動力市場，強化“能力本位”原則，逐步弱化社會經濟地位的代際傳遞，使得教育等人力資本的社會經濟地位回報得以充分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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