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套教材引起了極大爭議。“同學們，誰能告訴我什么是月經嗎？”，行知學校，一所位于北京大興區的打工子弟學校，當老師在五年級的課堂上問出這一問題時，一位女生舉起了手，隨后站起來大聲的給了老師一個標準答案。
這只是課堂上再平常不過的一幕，在班上隨機點名一個同學，他們能準確的指出人體生殖器官的名稱，知道生命的由來，重要的是，他們可以自如地使用陰道、陰莖、精子卵子等詞匯，像指出如耳目手足等器官一樣，絲毫不覺得別扭。
擺在這些孩子面前的，是一本叫《珍愛生命》的課本，從一年級開始，這套教材已經陪伴了他們五年。
就是這套教材卻在近日引起了極大爭議。爭論的焦點，在于“尺度大”。
2月底，杭州一位小學生家長在微博上吐槽，稱學校發放的《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尺度太大，并曬出含有“男女生殖器官相關介紹”。此后，在一片爭議聲中，涉事小學收回了讀本，但同時也表示，性教育課程在中小學開展很有必要，將來會在合適時機繼續推進相關課程。
為什么不能在孩子面前大方談性？
“你們怎么能在孩子面前特別是在課堂上講這個呢？“
“為什么不能用更委婉的方式，而要簡單粗暴呢？”
……
成立于2015年的希希學園，是一家專注于推廣兒童性教育的公益組織。
課本爭端出現后，身為希希學園的一名義工，徐寶淑的耳邊充斥著來自親友的疑問甚至責難。
她并不覺得陌生，因為就在半年前，她也是質疑者中的一員。
”我們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嘛，就是很避諱談這個，能回避則回避。“可是當三歲的孩子開始問他，為什么男孩女孩的身體不一樣，他從哪里來，？這些問題時，她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而在昌平的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當希希學園的工作人員苗穎將三張印有人體生殖結構的海報張貼在黑板時，底下坐著的三十多名女生開始與同伴竊竊私語，當充當道具的衛生巾出現在課堂上時，這些已經初三的女生，開始臉紅，甚至有意識地低下了頭。
這是苗穎第一次來該校開展性教育講座，講座的內容并沒有太復雜，主要圍繞青春期男女體征的變化以及衛生等方面展開。只是與行知學校的小學生們不同，這些隨父母來京就學的流動少年，此前并沒有在課堂上上過專門的性教育課，而父母也對此避而不談。
“他們一般不讓我上網，更不會讓我查這些。”一名女生告訴記者。
這場講座讓苗穎頗多感慨，一方面她欣喜于學生與她的互動要好過此前接手的其他學校；但感嘆也隨之而來，這些女生大大多數問題都圍繞青春期的生理變化產生，“有些連基本的衛生知識和自我保護意識都沒有，這多危險啊。”
因為父母進京務工，北京周邊郊區聚集了大量以流動青少年為主要生源的打工子弟學校。漂泊不定的生活、父母的無暇顧及、保障措施的不到位，也讓留守兒童的身心健康問題一度引人關注。
從2011年出版一年級課本開始，如今《珍愛生命》教材已經編寫到了6年級，成為希希學園在14個打工子弟學校推廣性教育的指定用書。
從一年級開始，學校就引入了專門針對小學生的性教育課，每學期6課時，一周一課。從剛開始認識性器官開始，逐層遞進，到五年級，他們已經能夠毫不避諱地談論月經、遺精這些很長時間里被在公共場合自動屏蔽掉的詞匯。
“就是每個月都會有那么幾天不舒服，這沒什么可怕。”
9歲的五年級學生梁曉琳能夠從生理角度詳細地將出男女第二性征的特點，“我們從一年級就開始學了。”
這些知識并非家長教授，幾乎全部來自于課堂，這也是大多數打工子弟學校學生了解性知識的主要渠道。
”我的想法就是不能騙他，但又不知道怎么對他解釋。“困惑的徐寶淑因為做義工結識了希希學園的負責人韓雪梅。
”她開始給我灌輸一些觀念，總的來說就是不能回避，應該告訴他。
我后來想明白了，你對一個兩三歲的孩子講這些，他并不會往那些成人的方向去想，他接受的就是知識，孩子的世界是很單純的。”
與韓雪梅給徐寶淑的建議類似，直接、不回避，也是教材編寫者——由劉文利教授領導的北京師范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的核心理念。
針對面世以來遭遇的最大一次教材風波，3月5日，北師大在其官微以4000字長文做出回應。
回應中稱：了解是為了更好的保護，性知識需自然準確地傳遞給兒童。孩子在性健康教育課上能自然、大方地說出生殖器官的科學名稱，年齡越小越自然，而“一些網友和媒體在討論中使用的截圖是不完整的。”
對教材“斷章取義”是很多接觸過這套教材的老師與家長的共同回應。
認真翻閱這套《珍愛生命》教材，不難發現，這是一套有著完整脈絡的小學性教育課本，雖被稱為兒童性教育教材，但其中真正涉及到性的部分不足20%，其余涵蓋生理衛生、心理健康以及人際交往等多重內容，核心仍是教會孩子珍愛生命。
為什么不能用生命的通道之類的詞來代替陰道這樣直白的說法呢？
“當一個身體器官的科學名稱都不能從大家嘴里說出來，這個器官的結構和功能能得到正確的描述嗎？能夠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護嗎？當一個孩子遭受性侵害，他連什么地方被觸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護？”
行知學校五年級性教育課教師李明一再對記者強調，北師大兒童性教育課題組的主持者劉文利教授在對教師們進行培訓時，特別指出不回避的一大原因，是因為近年頻發的性侵案。
根據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發布的一份報告，2016年全年媒體公開曝光的性侵害兒童(14歲以下)案例433起，與2015年相比同比增長27.35%。被公開報道的案件中涉及的778名受害者中，7歲以下的有125人，受害者年齡最小的不到2歲。
此外，另有數據顯示，中國每年人工流產多達1300萬人次。在有婚前性行為的女性青少年中，超過20%的人曾非意愿妊娠，其中高達91%的非意愿妊娠訴諸流產。
無獨有偶，無論是希希學園的創辦人韓雪梅，還是擔任性教育課老師的李明，“性侵”都是他們決定接手性教育這顆燙手山芋的主要原因。
“這幾年，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注意到，社會上出現的兒童被性侵的案件頻發，從那時候起，我就覺得，從性教育的角度讓孩子學會自我保護，是很有必要的。”
按照珍愛生命教材安排的課程進度，每學期只有6節課，因為學校老師人手有限，沒有專門負責性教育課的老師，目前在希希學園合作的14所打工子弟學校中，有10所學校的性教育老師由班主任兼任，其余4所則由志愿者或工作人員擔任，最多的時候，苗穎和韓雪梅一天要轉三個場上課。
大興行知學校的英語老師李明則是兼任性教育課教師。
與上英語課不同，李明坦言，盡管性教育課不計入考試，但這節課甚至會帶給她更多的滿足感。主要來自學生與其互動的增多以及對她講課的肯定因為沒有考試壓力，她會有意識地在性教育課上讓學生參與，通過清江喜劇的方式來調動課堂氣氛，而一些文化課成績不太好的學生，被意外滴發掘出表演天賦。
更讓她欣慰的是，課后學生會主動跟他交流一些性知識，這讓她有種被信任的感覺。
可回到家中，面對同樣上小學的兒子，李明卻陷入糾結。
這個在課堂上對月經遺精侃侃而談的老師，卻不敢對兒子講授課堂內容。
她怕孩子被孤立。
“我的孩子在公立學校，他們沒有專門的性教育課，如果我對孩子講了太多這方面的知識，他會想和同學交流，但同學可能大多數人不知道，他就有唄排擠的危險，我不敢冒險。”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教材深陷出版以來最大的輿論風波，但也讓公眾對其關注度大大增加，且好評不斷。
在豆瓣上搜索《珍愛生命》，評分一度達到了9.7(最高標準為10)，這在一向給人“嚴格、挑剔”印象的豆瓣評分中十分罕見。與此同時，評論下方，網友幾乎一邊倒地留言點贊，甚至網店也一度出現斷貨。
兒童性教育該如何開展？
在初期的質疑引爆對教材的關注度后，徐寶淑注意到，無論是她所關注的教育類公號還是身邊的朋友，都對盡早對兒童開展性教育表示贊同。
已經在14所打工子弟學校開設了性教育課的韓雪梅并不滿足，她更大的訴求，是希望有一天大多數公立學校也能開展專門的性教育課程。
教育部所發布的《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是北師大兒童性教育課題組編寫該教材的主要依據。 2011年，國務院發布的《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也明確提出“把性與生殖健康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課程體系”。
針對兒童性教育，雖然綱要提出了相關要求，但執行現狀堪憂，有輿論直指“在落實層面上，性教育一直缺乏實質進展”。
兒童性教育該如何開展？對此，國內性領域研究專家李銀河表示，開展兒童性教育需要三要素，即書本、教師、學時。《珍愛生命》得到了國內權威專家的普遍認可，但在大多數小學，卻缺乏專業的教學老師以及相應的學時。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也把關注點放在學校，他指出，開展兒童性教育需要建立完整的學科建設體系，具體何時開展、每個階段教授什么內容，這都需要科學論證，而論證的依據要結合當地經濟發展、社會文化、學校實際情況來定。
更被人忽視的，則是家庭對性教育的重要性。長期“羞于談性、恥于談性”的禁錮，讓孩子很難從父母口中了解人體結構和生理衛生方面的知識，“跟孩子相比，不少家長也需要補上性教育這一課。”苗穎說。
除了繼續在打工子弟學校推廣性教育課外，希希學園今年則把一部分工作重心，轉向了社區。韓雪梅想從社區的孩子突破，通過定期舉辦講座的方式，讓孩子接觸了解性知識，也讓家長在親自體驗中慢慢改觀。
只有三個工作人員，主要通過向社會籌款的方式募資，從2015年成立以來，韓雪梅坦言，希希學園如何順利運轉也是擺在她面前的難題。
可令她稍感安慰的是，在教材遭受質疑后，與其合作的14所學校的性教育課并沒有受到任何干擾，甚至收獲了不少支持。
“有爭議說明關注的人多，有更多的人關注就會引起重視，讓公眾了解盡早開展性教育的重要性。”
這讓她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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