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武漢大學在該校“九一二”操場舉行了2017屆畢業典禮。今年武漢大學有16000多名畢業生畢業。中新社記者 張暢 攝
過去20年間，中國高等教育逐漸實現了從精英教育到大眾教育的普及，而國家正是這一歷程的主要推動力量。
在改革深化時期(1992—2003)，教育的市場化、地方分擔教育支出等制度改革，使教育機構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家庭的教育成本上升。隨著義務教育和高中階段教育的普及，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更明顯地體現在高等教育中。
1999年，教育部出臺《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拉開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是其中的一個主要目標。2014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達到了37.5%。與1998年相比，普通高等教育學校的數量和學生規模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本專科畢業生人數從82.98萬人增加到了659.37萬人。
隨著時間推移，受到擴招影響的學生逐漸入學、畢業，走進社會，高等教育擴張的利弊也開始顯現出來，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其中，核心問題有兩個，擴招后誰能夠獲得高等教育，上大學是否能帶來更好的回報？
6月19日，大學畢業生拋起學士帽拍攝合影。當日，南京東南大學為2017屆本科畢業生舉辦畢業典禮。中新社記者 泱波 攝
家庭背景仍是子女獲得教育最主要因素
那么，高校擴招政策對高等教育的獲得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些影響通過什么機制發揮作用？
在教育不平等的研究中，家庭背景普遍被認為是影響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最主要因素。多項研究表明，在家庭背景上具有優勢的階層能夠為孩子提供更好的經濟、文化、社會資源，從而使他們獲得更多的教育機會。
從世界范圍來看，很多國家和地區都經歷了高校入學規模的迅速增長，高等教育正在朝著普遍化的方向發展。通過對不同世代的比較研究發現，教育擴張使家庭背景對教育獲得的影響發生了變化。
愛爾蘭、美國等國家的研究表明，擴招并沒有減弱教育獲得的階層不平等，甚至在某些方面加劇了這種不平等。
中國的數據也支持這一結論。研究表明，父親受教育年限越長，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子女獲得大專以上學歷的機會越大，這一影響并未隨著擴招而發生顯著變化；父親受教育年限對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影響則有所增強。
此外，高校擴招以來，還存在不同質量或類型的教育機會的不平等現象。比如，在本科教育中，父親職業地位導致的不平等大于專科教育，父親受教育年限在本科和專科中的影響則相差不大，父親收入則對專科教育機會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并且這些影響沒有隨著高校擴招而發生變化。
在不同質量的大學本科入學機會、不同學科與專業的學習機會差異方面，研究發現家庭背景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會導致學校質量、不同專業的分層，但是由于數據限制等原因，相關研究并未進一步驗證這種影響在教育擴招前后是否發生了顯著變化。
6月6日下午，中國傳媒大學理工學部舉辦2013級畢業生紅毯秀。圖為畢業生盛裝亮相校園“紅毯秀”。中新網記者 金碩 攝
高校擴招加劇了城鄉教育不平等
國家長期向城市傾斜的工業化戰略、戶籍制度以及相應的福利體系等導致了城鄉差距的形成。人們在這樣制度環境下產生了獨特社會流動機制，一小部分農村居民通過教育升學等方式進入城市，獲得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
研究發現，城鄉之間的教育不平等更多地存在于中學階段，而不是高等教育。從高等教育獲得的長期變動趨勢來看，升學機會的城鄉差異并不顯著。在1978—1988年間上過普通高中、技校、職高或中專的人中，農村居民上大學的發生比甚至比城鎮居民高48%。
然而在經歷了高校擴招之后，農村居民的升學率雖然上升，但卻開始低于城鎮居民，高等教育獲得的城鄉差距開始擴大。這種差距在不同類型的高等教育獲得上都有所擴大，而且相對于專科教育，城鄉差距的擴大對本科教育獲得的影響更加突出。高校擴招帶來的教育機會增長反而擴大了城鄉之間的教育不平等。
家庭的理性選擇和中學階段的教育分流被用來解釋這種城鄉不平等模式的變化。一方面，由于城鄉之間長期存在收入、職業等種種不平等，農村家庭在進行教育決策時，更可能受到家庭經濟和文化資本的限制。另一方面，在重點中學就讀可以提高進入高質量大學的概率，但是優質的中學教育資源普遍分布在城市地區，而入學的戶口限制、家庭資源的支持都決定了城市子女更容易獲重點中學的入學機會。
性別不平等模式對教育產生復雜影響
高等教育獲得的性別差異是研究者關注的另一個主題。
具體到高校擴招背景下中國高等教育獲得的性別差異及其變化，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結論：首先，擴招之后，男性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都有很大增長，并且女性比例的增長速度快于男性，男女入學比例的差距已經低于3%，女性入學的概率也有極大提高。但是，男女入學比例的接近，甚至是女性入學機會反超男性，都不意味著性別不平等的消失，擴招也沒有導致高等教育機會的性別差異發生變化；
其次，家庭背景、城鄉戶籍等因素對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影響，女性更容易受到的不利家庭背景和農村戶口的限制，農村地區家庭條件較差的女性在高等教育獲得中處于最弱勢的地位。
畢業生失業率和收入仍值得長期關注
近年來，大學生就業難成為是備受關注的社會問題，高校擴招及其后果是否能夠解釋這種現象？高校擴招后畢業生失業率、收入有何變化。
經歷了勞動力市場改革、工資制度改革之后，中國城鎮的個人教育收益率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1990—1999)，在不同的教育階段中，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最高，而且增長幅度也最大。
但高校擴招是否會影響畢業生的個人收入？首先，與未受擴招影響的老畢業生群體相比，新畢業生的小時工資較低，并且出現了相對下降趨勢。其次，在大學的教育收益率方面，擴招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負面影響，新畢業生的教育回報率甚至比老畢業生更大，這體現了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與勞動力市場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最后，高校擴招增加了大學生與非大學生之間的收入差距，除了對高學歷勞動者的市場需求以外，資方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根據勞動者是否是大學生來判斷其技能高下，從而決定勞動者的工資，大學擴招加大了對非大學生勞動者的歧視。
但是由于方法和側重點的不同，相關研究尚未得出完全一致的結論。在高考恢復40周年之際，隨著越來越多調查數據的公開，社會科學界將進行更多細致的研究，幫助人們了解高校擴招的影響。
(閆雅琪 葉 華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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