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銀行小微貸款增速要高于40% 金融科技公司舞動“利器”的機會來了

疫情沖擊下，商業銀行小微貸款增速的數字正在被逐漸加碼。

2020年5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大型商業銀行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增速要高于40%。

2019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大型銀行2019年小微企業貸款增長30%以上。2019年12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大型銀行2020年普惠小微貸款增速不低于20%。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董希淼5月26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去年年底從30%下調至20%，主要基于2019年小微企業貸款較快增長，是實事求是的。今年不低于40%，是在上年較高基數上提出的，連續兩年快速增長，要求并不低，有一定挑戰。”

董希淼認為，小微增速上調的背后，蘊含著金融科技公司的巨大市場空間。因為，只有推動大型銀行、中小銀行與金融科技公司加大合作，才能減少大型銀行下沉服務可能產生的“掐尖現象”和“擠出效應”，同時還要防止對大型銀行的激勵政策措施“誤傷”中小銀行。

銀保監會的統計數據和年報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銀行業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達11.6萬億元，較年初增速24.6%；貸款余額戶數2100多萬戶，較年初增加380萬戶，新發放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平均利率較上年下降0.64個百分點。

其中，大型銀行較好完成了小微企業貸款增長30%的任務，貸款利率下降更加明顯。如中國建設銀行2019年普惠金融貸款余額達9632億元，接近萬億，較上年增加57.9%；中國農業銀行2019年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增量超過2100億元，增速達58.2%，綜合融資成本下降1.2個百分點。

大小銀行各有苦衷

對于40%的增速要求，國有大行普遍表示壓力較大。

一位國有大行的小微部門相關負責人5月26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從一季度的數據來看，雖然達到40%增速對他們來說問題并不大，但關鍵是在風險控制方面，重點在如何選擇客戶。因為部分中小企業生產萎縮，訂單減少，正常情況下會相應減少資金需求。

“不良產生會有6個月左右的滯后。在目前形勢下，不良肯定會逐步上升，是否會飆升得看每個行的風控水平。在目前情況下，需要政府與銀行共同承擔起“六穩”“六保”責任，單靠銀行力不從心，迫切需要政府增信。”前述負責人表示。

他認為政策要真正落地，離不開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比如銀行貸款增40%，那么政府的增信量是否也應相信增長？要求銀行提高中長期貸款占比，增信是否也要提供中長期的擔保？要銀行降成本，增信的擔保費率是否也該降低，甚至不收擔保費，不要求客戶反擔保？

但是一個普遍的共識是，對小微企業如此長期的低利率是不可持續的。

“現在小微抵押貸款利率都比住房按揭貸款利率低了。怎么持續？即使不考慮風險壓力都很大。而且風險具有滯后性，因此在今年還沒反映充分，明年才會顯現出來。”一位銀行小微部門負責人表示。

一位江浙地區的大行支行行長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貸款利潤的計算，不僅要看資金成本，還要看風險成本、運營成本、經濟資本和稅收等。如果僅看資金成本是不全面的。目前，對基層行來說，FTP價格有補貼，降準收益有返還，經濟資本有優惠，所以還能處于微利或微虧的狀態。但總體而言還是靠總行補貼才能微利，總行層面看也是虧的。”

一位銀行小微部門的負責人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目前銀行小微貸款業務面臨的挑戰有三點，“一是根據我們今年3月份對小微企業的調查顯示，受疫情影響，小微企業開工率低，投資意愿下降，融資需求不足；二是同業紛紛加大小微企業信貸投放力度，市場競爭壓力加大；三是受訂單取消、供應鏈不穩定等多重因素沖擊影響，一些小微企業遭遇經營困難、風險加大，資產質量面臨考驗。”

股份行和城商行也同樣面臨壓力。

浙商銀行小企業信貸中心相關負責人5月26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該行去年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不良率1.01%，增速21.72%，增速快于同期各項貸款增速2.52個百分點，占貸款的比重16.8%。今年一季度末，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較年初增加59.49億元。

一位城商行小微部門負責人表示，城商行主要是增量擴面，提質降本，重點關注的是首貸戶占比、無還本續貸。而大行40%的小微增速規定對城商行肯定有沖擊，因為這意味著大行的力度會更大、價格持續會保持低位。

“這意味著大行更要跟我們搶市場了，他們又有資金成本較低的優勢，那價格整體下移不可避免。我們只有從服務、深度上應對，對內建立長效的機制提升自己能力。監管對城商行的小微增速雖然并沒有定量的規定，但其實也有兩增兩控、制造業、民營企業、首貸戶、三張清單等一系列考核指標，而且人行還列入MPA考核，所以約束還是非常強，還有讓利減費的要求。我認為壓力前所未有。”前述城商行小微部門負責人表示。

金融科技公司的“利器”

“銀行要重點扶持中小企業，還有定量指標要求，這背后給金融科技公司和幫助銀行做助貸的公司以市場空間。尤其是現在《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已經于5月9日出臺，預留的監管政策空間為金融科技企業‘助貸’開了正門。”一位金融科技公司的負責人5月26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金李教授也在提案中建議，要鼓勵地方政府建立小微企業大數據信息共享的基礎設施，匯集所有和企業有關的公共部門信息，如水電煤氣社保用工情況，及政府部門掌握的大量其他數據，再以市場化方式獲得各個商業機構所掌握的交易、支付、物流、房屋租賃等環節中的其他數據，形成共享機制。

但打破政務數據孤島等問題勢必會涉及到一些政務數據和個人數據等敏感數據的保護。

對此，金李在5月26日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網聯，廣州征信等機構在測試應用的過程中，不僅提升了社會數據資源價值實現，對政務數據和個人數據等敏感數據的保護，還培育出數據協作新模式，建議各地政府和機構可以在這塊加強與相關企業合作。

金李表示，在大數據信用信息共享基礎上，可將知識產權作價成為擔保品，或將數據化的企業信用信息作為小微企業的“虛擬擔保品”。

盡管雙方有做小微離不開金融科技的力量的共識，但合作的難點和痛點依然不少。

同盾科技副總裁余旭鑫5月26日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采訪時表示，目前金融科技公司與銀行合作的主要痛點包括合作合規性的磨合上，例如在產品數據的使用、儲存、轉讓等方面。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開發模型時對歷史數據的使用。為銀行A開發模型要在銀行A的內部環境里，使用銀行A的歷史數據。但從模型效能和普適性上，可能要把銀行B的歷史數據也帶進來才能把模型變得更好，因為銀行B的客戶可能是銀行A的潛在客戶，反之亦然。

“在過去，這個問題是沒辦法解決的。因為從合規的角度，銀行B不能把客戶的個人數據給銀行A，銀行A也同樣不能這么做。但同盾研發了知識聯邦技術框架，能讓銀行A和銀行B在相互之間不產生原始數據的互換，而是互換中間參數（知識）的方式， 實現不依賴于數據融合的模型融合。” 余旭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