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貿易部長會啃下硬骨頭：為貿易投資立新規

10日，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貿易部長會議在上海圓滿閉幕。這場在我國開啟的G20貿易部長首次機制化會議取得重要歷史性成果：發布了G20歷史上首次貿易部長聲明，批準了“三份文件”，達成了“兩項共識”。其中最為各界關注的，無疑是《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下稱《增長戰略》）和首份《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下稱《指導原則》）的出爐。

業內專家指出，在全球貿易和投資增長低迷的背景下，上述成果無疑有利于提振貿易投資增長，更為重要的是，將為促進全球貿易投資增長提供長遠制度性引領。

　成果 三份文件與兩項共識

10日，G20貿易部長會議主席、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在會后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此次會議發布了G20歷史上首份貿易部長聲明，批準了“三份文件”，達成了“兩項共識”，取得了重要歷史性成果。

具體而言，會議批準了《G20貿易投資工作組工作職責》（下稱《工作職責》），實現G20貿易投資政策合作機制化。“通俗地講，就是先搭起一個平臺然后在此之上干實事，在協調推動多邊、扭轉低迷貿易投資態勢方面，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來。”業內人士表示。

此外，會議批準了《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和首份《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

在達成共識方面，會議就加強多邊貿易體制達成重要共識。會議明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決定將不采取新的保護主義的措施延長至2018年；同意加強區域貿易協定透明度，確保其與多邊規則的一致性；承諾今年底前G20成員全部批準《貿易便利化協定》等。

此外，會議就綜合施策、幫助發展中國家和中小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達成共識。另外，貿易部長們注意到鋼鐵和其他行業產能過剩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同意加強溝通與合作，采取有效措施應對這一挑戰。

在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白明看來，這次會議的意義就在于在未來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解決好搭什么臺、捧什么角色、唱什么戲的問題。

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去年中方倡議G20貿易部長會議機制化，獲得了各方認可，貿易投資工作組也建立了起來。這是G20機制建設的重要進展，意味著由“虛”到“實”的轉變。中國在重要問題上的重要倡議得到落實，體現了中國在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結構方面的積極作為和“制度性話語權”的提升。今年G20貿易部長會議在貿易、投資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將為隨后峰會的成功奠定基礎。這也意味著中國首次擔任主席國就積極努力，尋求突破，引領了G20的提升，對世界經濟治理機制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貢獻。

　效果 將提振全球貿易增長

高虎城指出，近年來，G20主要任務逐步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轉變，貿易投資議題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成為繼金融、財政之后，G20合作機制的又一支柱。

一個重要的背景是，作為經濟增長的兩大重要引擎，近兩年來，全球貿易和投資的形勢并不樂觀。例如，全球貿易增速在過去的四年都低于全球經濟增速。投資方面，聯合國貿發會議最新報告顯示，2015年前全球投資增長了38%，但投資總量依然沒有達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預計今年全球投資增速還將下降10%至15%。

因此，這次G20貿易部長會議就貿易和投資達成的兩份文件，無疑是“沉甸甸的”。

具體而言，《增長戰略》確立了降低貿易成本、加強貿易投資政策協調、促進服務貿易、增強貿易融資、制訂貿易景氣指數、促進電子商務發展、推動貿易與發展等七大合作支柱，并提出針對性的行動方案。

例如，在降低全球貿易成本方面，G20貿易部長一致決定推動盡快實施《貿易便利化協定》，積極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相關能力建設和技術援助，努力將全球貿易成本降低15個百分點；在促進服務貿易方面，承諾實施支持開放、透明和競爭性服務市場的政策，全面推動各個模式的服務貿易發展等。此外，G20還聯合世貿組織首次發布全球貿易景氣指數（WTOi），為全球貿易的走向和周期變化提供重要參考和政策分析依據。

梁國勇表示，2012年以來，全球貿易放緩，保護主義抬頭，特別是2015年以來出現失控風險。另外，如何恢復多邊貿易體制的活力，也是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在他看來，全球貿易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全球經濟增長緩慢、大宗商品價格低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金融貨幣動蕩等。2015年以來出現的下滑勢頭特別值得警惕和重視，英國“脫歐”的中長期負面影響也值得關注。

他指出，全球貿易既面臨增速低迷的“慢性”問題，也面臨加速下滑的“急性”問題。《增長戰略》涵蓋的內容全面、務實、細致，前沿性和技術性也很強。最終效果如何，取決于具體解決方案能否針對妨礙貿易增長的關鍵問題對癥下藥，并得到有效的貫徹實施。

　結果 書寫全球投資新規則

“此次會議成果中，最難啃的硬骨頭，同時也是含金量最高的，當屬《指導原則》，相當于國際投資政策的根本大法。它為未來的多邊投資協定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礎，是未來相關談判達成的第一步。”一位業內人士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

據悉，《指導原則》確立了反對跨境投資保護主義，營建開放、非歧視、透明和可預見的投資政策環境，加強投資保護，確保政策制定透明度，推動投資促進可持續發展以及投資者企業責任等九大原則。

高虎城指出，作為世界首份關于投資政策制訂的多邊綱領性文件，《指導原則》確立了全球投資規則的總體框架，為各國協調制訂國內投資政策和商談對外投資協定提供重要指導，同時為彌合國家間投資政策利益分化，加強多邊投資政策協調邁出歷史性一步，將為促進全球投資增長提供長遠制度性引領。

相比貿易領域，國際投資領域沒有一個象WTO那樣的多邊架構發揮統領作用，而是一個以雙邊層面為主、區域層面為輔的極其復雜的協定體系。

來自聯合國貿發會議的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已簽國際投資協定的數量達到了3304個，其中包括2946個雙邊投資協定和358個包含投資章節的其他協定。目前有效的協定約2570個。

梁國勇指出，這些協定內容各異，在外國投資者的待遇和保護問題上大致遵循了一致的原則，對保障國際投資活動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然而，從全球范圍看，國際投資協定體系異常復雜，仿佛“一團亂麻”。很多國際協定相互交織、重疊，也帶來了治理碎片化、規則不一致、權利義務不平衡等問題。這帶來了很多麻煩，也使各國立場出現了分化：一部分國家繼續推動投資自由化，另一些則傾向于保守立場，有的干脆退出了現有協定。

“國際投資協定體系中存在的碎片化、不一致等問題彰顯了改革的必要性。G20貿易部長會議首次將投資問題納入議程，是主要經濟體就投資政策和規則進行交流、加強合作的重要步驟。”梁國勇說。

他表示，全球投資指導原則是一個非約束性的文件。但若得到G20的認可，則意味著世界主要經濟體對相關原則的認同，也意味著這些原則在具體協定談判和規則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因此可以理解為，這是多邊層面在具體問題上、具有約束力的“硬性”規則無法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主要經濟體在“軟性”原則方面通過磋商、建立共識的積極嘗試。共識覆蓋的內容多寡并不重要，能達成一個共識文件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