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企業工資指導線,是各地政府根據當年經濟發展調控目標,向社會發布的年度工資增長水平的建議。具體而言,企業工資指導線分為上線、基準線和下線三項。其中上線又被稱為“預警線”。
從1993年提出,1994年試點到2000年之后全面推廣,“企業工資指導線”更像是當地政府對當年經濟和工資增長預期的“晴雨表”。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發現,今年以來,這一“晴雨表”出現了變化:從企業工資指導線中的“基準線”一項觀察,很多省區市從此前普遍超過10%,一下回落到10%以內。
這是統計了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內蒙古、山西、云南、四川、陜西、江西和新疆等11地公布的最新信息而了解到的。其中的絕大多數省份都下調今年的企業工資指導線的增速。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后了解到,各地下調企業工資指導線折射出多重訊號。首先,與宏觀經濟新常態同步,受企業效益和利潤影響,工資也進入增速放緩的階段;其次,人工在企業綜合成本中占較大比重,合理控制工資增長利于減輕企業負擔。
但廣東省社科院企業研究所所長林平凡指出,下調企業工資指導線在客觀上對減輕企業負擔有幫助,但切忌將此作為“降成本”的手段,本末倒置,供給側結構中的“降成本”仍需要政府從稅費、制度性交易成本、融資成本等方面有更多作為。
多地企業工資指導線下調
讓我們想象一幅畫面:不斷增高的中國工人工資,使中國制造業成本攀升,導致制造業外遷。然后,結果呢?工資的高增長還能夠持續嗎?
目前最新的信號是:企業工資似乎進入增速放緩的新常態。這一信號是由企業工資指導線透露出來的。
所謂企業工資指導線,是各地政府根據當年經濟發展調控目標,向社會發布的年度工資增長水平的建議。具體而言,企業工資指導線分為上線、基準線和下線三項。其中上線又被稱為“預警線”。
盡管企業工資指導線并不具有強制約束力,但卻仍具備重要的參考價值和意義。同時,它仍是企業與職工工資協商的參考依據,也與每年企業工資增長的實際情況基本一致。
2016年,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內蒙古、山西、云南、四川、陜西、江西和新疆等11地公布的當年企業工資指導線中,絕大多數省區市進行了下調。
這11個省區市的“上線”和“基準線”均下調,而“下線”除少數省份與去年持平、北京上調0.5%外,其余也均下調。
值得注意的是,此番下調后,這11個省區市的企業工資指導線的“基準線”,也全部降至10%以內,也意味著將有更多的人工資增長進入“個位數”時代,告別過去的高增速。
“上線”方面,盡管仍然維持10%以上,但各地則普遍降幅較大,多數下調4%-5%,最高達到7%。“下線”作為托底,雖也普遍下降,但降幅不大,調整后大多維持在3%。
從各省區市的具體情況來看,這11個省區市中,天津的“上線”和“基準線”都最高,分別達到16%和9%;其次為北京,分別為15%和9%。并且,兩市的降幅亦都較小。
與之對比,煤炭大省山西的企業工資指導線的“上線”在11個省區市中降幅最高,達到7%。而山西的“基準線”為7%,與陜西并列為最后一名。
這也與各市的經濟發展情況相呼應。數據顯示,上半年,天津的GDP增速達9.2%,而受困于煤炭去產能的山西,GDP僅僅增長3.4%。
不過,即便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企業工資指導線下降仍是一致的事實。需要指出的是,企業工資指導線下降,并非意味著工資進入負增長,只是意味著漲勢不再那么強勁。
對此,云南省人社廳就分析稱,適當下調工資增長指導線,與該省的宏觀經濟形勢相協調,并且也符合該省企業經營和發展壓力較大的實際狀況。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所所長張車偉認為,這和經濟增速放緩的大背景有關系,工資指導線下降實際上反映了現在企業工資增長潛力比較弱的事實。
林平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中國經濟告別過去高速增長的階段,企業工資指導線根據現實情況作出調整,也是一種新常態。
合理控制工資增長
作為企業綜合成本中占比重較大的一塊,合理控制企業工資增長,當前的另一層現實意義還在于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企業的負擔。
多位企業家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人工成本約占企業綜合成本50%-60%,并且過去數年間,伴隨著勞動力市場變化,企業工資成本持續走高,持續快速增長已成壓力。
“過去幾年,我們公司的工資年均漲幅為10%-15%,市場機制下,不漲招不到人,即便生意不好,廠家還是為留住員工相互比拼,所以越漲越高。”廣東聚大智能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錫林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從現在的經濟形勢看,合理漲幅應為10%以內。
張錫林還認為,政府發布企業工資指導線,或能在現有勞動力市場的基礎上,提供一個參考標準,避免因企業爭搶勞動力等因素而造成的工資過快增長,但關鍵還在于如何與市場機制有效結合,而解決企業人工成本過高的根本在于充足的勞動力供給。
事實上,當前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降成本”是重要任務之一。
稍早前國務院印發的《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也再次提出,合理控制人工成本上漲,要求工資水平要保持合理增長,以及健全勞動力市場體系,并且統籌兼顧企業承受能力和保障勞動者最低勞動報酬權益。
今年以來,包括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和調整頻率、降低企業社保繳費比例、降低企業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等多項“降成本”舉措在國家統籌下陸續推開。比如,作為勞動力最大市場的廣東,其供給側改革方案明確,該省近兩年暫不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分析人士指出,企業工資指導線與最低基本工資表現方式不同,但是內在邏輯相通,互為補充,均為政府宏觀調控國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當前也均與“降成本”息息相關。
需要指出的是,從“建議”的角度,各地的企業工資指導線還提供了更為靈活的指導。河北省人社廳表示,受化解過剩產能、淘汰落后產能、大氣污染治理影響,確因經濟承受能力不足,不能安排工資增長的企業,可根據自身經濟效益和經營狀況合理調整工資水平。
北京市人社局也提出,效益情況與往年持平或略有下降的企業,可結合自身實際參照“下線”安排本企業的工資增長水平;經營虧損、職工工資發放出現困難的企業,經與工會或職工代表協商,工資可以零增長,但支付給職工的工資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資標準。
林平凡認為,某種程度上,從當前經濟的現實困難,無論是從宏觀的產業調整還是企業轉型升級(愛基,凈值,資訊),都可以看出企業工資指導線下調的重要意義。
不過,林平凡還建議,即便下調企業工資指導線從結果導向,從客觀現實層面上對降低企業成本具有作用,但是切忌將此作為“降成本”的手段,出現本末倒置。
責任編輯:莊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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