賺1塊交5毛? 制造業爭奪戰開啟中國是否會減稅?

最近，曹德旺、宗慶后等實體經濟企業家不斷呼吁降低中國企業部門稅收負擔，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而在此前，臺灣制造業巨頭富士康、日本科技企業軟銀集團大規模加碼對美投資，其背后動因無疑是特朗普大規模對實體經濟和企業部門減稅讓利。

事實上，特朗普大張旗鼓的減稅計劃，已經使得英國政府提前跟進，正式批準了進一步下調企業所得稅的政策，并承諾英國企業所得稅將降到G20國家中最低水平。

在此內外爭奪國際制造業投資的暗戰中，中國企業部門的稅收負擔如何？我們的財政收支和債務狀況能否支持跟進實施相應的減稅政策呢？

民企稅負處于啥水平？

民企稅負水平怎么樣？看數據。

由表可知，2012年同2008年相比，民營企業的營業收入總額增長幅度較大，五年內增長了2.6倍；資產總額增長的幅度更大，五年內增長了3.2倍；從利益分配角度看，這五年內對外分配給國家的稅收增加到原來的1.92倍，對內獲取稅后凈利潤則僅為1.58倍。

可以說，五年來民營企業勇敢地頂住了金融危機、金融風暴和金融海嘯的層層巨浪沖擊，而從利益分配關系看，各年度納稅總額增幅整體快于稅后利潤增幅，2012年納稅總額己經超過了稅后利潤總額；從另一個角度看，民營企業稅負同營業收入基本保持同比增長，而稅后利潤增幅則逐漸落后于營業收入增長速度。2008年稅負率為3.61%，到2012年增長到4.1%，稅負提高了0.49個百分點；這五年期間的營業利潤率則由2008年的3.99%蹣跚增長到2012年的4%，增幅僅僅有0.01個百分點，基本處于未增長的“凍結狀態”。當企業創造的營業收入除了沉積一部分運營資產外，沒有給投資者帶來更多的利潤回報，更多的營業利潤被稅收分配走，必將影響企業資本擴張能力和再投資積極性，相當于稅收侵蝕了民營企業資本，這顯然是一個不正常發展狀態。

國內企業的稅負主要來自哪里？

除了25%的企業所得稅，還有高達百分之十幾的增值稅，更別提印花稅、車船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費等其他稅種、費用。

中國的稅負究竟高不高？不同的人和企業、機構，都曾通過各種渠道和方法驗證，給出了一致的答案。

比如，曹德旺說，美國對企業征收的所得稅是35%，加地方稅、保險費其他5個百分點共40%，而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務比美國高35%；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給出的數據顯示，中國企業非常大的負擔就是宏觀稅負率太高。1995年，宏觀稅負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到了36%了，2015年，企業的宏觀稅負率已將近37%；

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測算，我國企業綜合稅負達到50%以上，在21個亞太經合組織國家中排名第四。其觀點更為激進：中國的稅率讓企業老老實實交稅，基本上處于死亡的邊緣，這就是“死亡稅率”。

更現實的問題是，在企業稅負普遍較重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常常處于更不利的地位。對于國有企業，國家經常給予返稅。一些壟斷型央企集中在產業鏈的上游環節，稅負主要轉嫁給了中下游企業和消費者；若剔除企業規模和業務類型特殊的央企，民營企業的稅收負擔率，明顯高于地方和部委所屬國企。

我國有必要降低企業部門稅收負擔的三點原因

當前，企業部門稅負高企是我國民間投資持續低迷的關鍵因素之一，也是我國投資回報率不斷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經濟新常態下，大規模對企業部門減稅讓利顯得尤為必要。

首先，我國宏觀稅負顯著高于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合理水平。關于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各種分析見仁見智。在此，筆者以IMF統一標準計算（即一國的廣義財政收入包括了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除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之外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2015年我國廣義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即宏觀稅負）為34.3%，而2013年發達國家俱樂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OECD）平均的宏觀稅負為34.16%。與此同時，現任財政部長肖捷2011年的一篇學術文章《走出宏觀稅負的誤區》的基本結論指出，“隨著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處于快速上升階段，宏觀稅負水平也應隨著經濟發展相應提升”。由此可見，當前我國的整體宏觀稅負，顯著高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合理水平。

其次，私人部門總稅率高企是影響我國營商環境的重要負面因素。雖然國內一些學者對世界銀行《2017年世界營商環境報告》關于中國私人部門稅負估算并不認可，但必須承認，該報告估算的私人部門稅負水平，仍大體反映了各國橫向比較的真實稅負。根據該報告，2015年中國私人部門總稅負（占稅前利潤比重）為67.8%，在G20國家中僅低于阿根廷、巴西，而這兩個拉美國家長期處于高利率、高稅負和資本外流的經濟疲軟之中。中國私人部門的總稅率，顯著高于中國制造業G20國家中主要競爭對手印度、墨西哥、印尼等國家私人部門總稅率。同時，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轉移目的地如馬來西亞、越南、孟加拉、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私人部門總稅率均在40%以下，大幅低于中國私人部門總稅負。私人部門總稅率偏高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營商環境的重要因素。

最后，企業部門高稅負是我國投資回報率持續下降的關鍵因素之一。近年來，中國的投資回報率大幅下降，特別是企業盈利能力快速惡化，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經濟新常態的中長期結構性因素，但企業部門的高稅負影響不容忽視。從中美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變化來看，2011年以來我國A股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從12.3%持續下降至2015年6.2%左右，接近腰斬。與此同時，盡管標準普爾500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也經歷了下降，但始終保持在12%以上，顯著高于歷史平均水平。因此，特朗普針對企業部門的減稅政策實施，將進一步擴大中美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的差距。

我國財政和債務狀況具備降低企業稅負的基礎條件

為了保持中國營商環境對國內外企業的投資吸引力，一旦特朗普執政后減稅政策付諸實施，中國可考慮積極跟進減稅政策。在筆者看來，基于當前的財政和債務狀況，中國有條件實行較大規模讓利于企業部門的減稅政策。首先，從財政狀況來看，當前中國的財政狀況十分穩健。其次，從政府的債務存量來看，加杠桿的空間相對較大。再次，中國政府部門持有大規模的沉淀資金是減稅的有力保障。日益高企的政府沉淀資金，主體是財政存款和機關團體存款兩部分。與發達國家實行“高稅負、高福利”政策相比，中國是在較低福利水平上實行較高稅負，政府收入并沒有及時以支出的形式返還實體經濟，而是以財政存款和機關團體存款等形式大量沉淀為政府存款，造成資金使用效率不高。這些政府部門的沉淀資金是下一步我國實行減稅政策的有力保障。最后，各級政府持有巨額國有資產具有較強的盈利能力。

綜上所述，隨著特朗普減稅大招引領的新一輪減稅潮的可能到來，全球爭奪實體企業投資將日益激烈。在勞動力成本、環境成本、能源成本、土地成本不斷攀升或持續高位的背景下，我國決策部門近年來已經通過營改增等稅制改革，間接地、較大幅度地減輕企業部門稅負，從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來看，更加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將成為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政策工具，而降低稅負則是降低企業成本、振興實體經濟和財政擴張的主要方向之一，這些舉措都將有利于改善中國經濟的營商環境，提升中國實體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如何從稅收角度留住民企?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今天的小微企業，很多會成為未來的納稅主體。這些企業給他們一些陽光就能夠燦爛，對他們的稅收優惠應該繼續擴大。

【宗慶后】:實體經濟對國家貢獻很大，現在應該休養生息一段時間，要少收點稅、取消點費，一個國家沒有實體經濟，國家想要富強，我想不可能。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劉戈】:間接稅為主的稅收體制是抑制民間投資的重要因素，直接稅更加符合稅負公平和量能納稅的原則，對于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和社會保障的滿足具有特殊的調節職能作用。直接稅采用累進結構，根據企業利潤和私人所得的多少決定其負擔水平;同時，直接稅累進稅率的采用，政府可以更精準的實現對創業的鼓勵和對企業研發和創新的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