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不了的北上廣，躲得進的電影院

每逢霧霾襲城，北京的社交網絡總是哀鴻遍野。

只是，言辭的可信度永遠低于行為，當資源和機會盡數集中于此，所有的憤恨最終都會綿軟無力，如同色情片中女主角的奮力掙脫，進度條再往后走一點兒，「不要」就已經變成了「還要」，索要也逐漸取代了抗拒。

這并非是值得指責的虛偽，根據「城市數據團」的一份報告顯示，北京、上海、廣州正在成為人口的「抽水機」，隨著中國勞動力缺口的增大，發達城市必將抽干邊緣城市的適齡人口，在結構性的作用下，留下布滿全國的衰亡凋敗的城鎮村莊。

如果一定要用「逃離」一詞作為注腳，「逃離終將衰落的家鄉」的迫切性，一定是最靠前的。

所以，即使北京的空氣毒害觸目驚心、上海的排外情結踐踏人格、廣州的城建治安惡劣如常，它們作為「母體」的價值仍然稀缺而昂貴，不僅難以奢談離開，連留下資格都有隱性的競價程序，并不一視同仁。

是的，生活就是算計，用來說服自己的，只有得到大于失去的答案。

倒是網易和「毒舌電影」聯合發起了「沒機會逃離北上廣，幸好可以躲進電影院」的活動，充滿犬儒主義的機鋒。

亞里士多德并不待見第歐根尼這位整日睡在木桶里的同行，引用后者言論時從來不提名諱，只以「那只小狗」予以替代，但這并不妨礙第歐根尼保持著整個希臘最高規格的尊嚴，亞歷山大說自己「若非亞歷山大，愿為第歐根尼」，雖有戲言成分，但也不失敬重。

犬儒主義的實用功能在于，它提供了除了雞湯和雞血之外的第三條路徑，為那些平凡的大多數建造簡陋卻牢固的避風港。

在12月16日到12月20日的這5天時間里，京東賣掉了1500萬只口罩、11萬臺空氣凈化器，有人說這充分表現出了中產階級的軟弱性，然而比起那些買張機票飛到澳洲或是歐洲「避霾」的十幾萬人，這種低配版的自保委實不值嘲弄。

還是用作為「雅典唯一的自由人」的話來說：「富有的人會在高興的時候多吃，而貧窮的人也可以在能吃的時候多吃。」

在微博上，曾有年輕的用戶分享他在長達一年的時間里獨自在電影院里度過一百多個午夜的經歷，買票入場的意義不止是為了電影，更是交換獲得一個收拾心情的合適場所，如同動物需要找到洞穴舔舐傷口。

像是這樣在城市里做著布朗運動的人，還有很多，他們稱不上熱愛北上廣，卻也無法離開北上廣，甚至也不能確定這座城市究竟會是過路的站點還是從此的終點。

所以他們大概也相當適合參與網易的這場活動，在不間斷放映24小時的電影院里體驗遺世獨立，隨時入座，隨時離開，如果不想，連一句對話都不必產生。

根據「毒舌電影」在朋友圈里的返圖，不乏打車穿過半個北京并且決定關機翹班的青年，用一種頗為任性的行為，身體力行一場城市冒險。

不再滿足于線上的內容傳播、而是看重線下的用戶調動能力，也是新媒體的近來風向。

既有逃離北上廣的三十張機票，也有留在北上廣的24小時電影院，既有在全國遍地開花的讀書會，也有只在深夜開張的移動酒館，一切都在指向對于都市人群生活方式的重塑。

據說所有剛剛移民美國的人都會萌生困惑：「為什么我要關心奧普拉喜歡什么？」

美國人創造過一個概念——「奧普拉效應」——它指的是任何商品只要經過這個脫口秀女王的推薦，就必然會登上暢銷榜的前列，有雜志不無幽默的說，即使奧普拉稱一本電話號碼冊非常精彩，也會有上百萬的美國人慕名買來閱讀。

如果說電視媒體為「沙發一代」造就了奧普拉這樣一個生活方式的引領者，那么移動媒體也為「拇指一代」準備了新的禮物：那些不依賴于傳統發行渠道而直接進入市場的角色，在不同的場景下，他們共享著網紅、意見領袖和自媒體等多個定義。

無論是經紀公司還是出版集團，由它們制定的游戲規則短暫失效，而在這個失效的間隙里，那些擁有和用戶對話能力的帳號，把互聯網當作放大工具，從而彎道超車。

如果只是單向傳播，這種數字勢力的崛起尚且沒有那么令人感到意外，只是一旦溝通發生交互——就像蜂王和蜂群之間可以開始交換指令——質變就開始了。

這也是新媒體的所謂「下半場」較量：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讓讀者做出實際回應。

就連愈演愈烈的知識付費，也屬于其中的一條分支。

根據社科院發布的2017年藍皮書顯示，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占比已達37.4%，這5億人將是推動從苦行者社會到消費者社會的結構轉變的關鍵變量，《新周刊》說得更是直白：「中國人需要通過消費重新學習到底什么才是好生活，什么樣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好的生活方式。」

或許終有一日，美國人對于中產階級的庸常諷刺，也會出現在中國，比如我最喜歡電影《搏擊俱樂部》里的這段臺詞：

「廣告告訴你車子和衣服才是品味的象征。于是你干著討厭的工作只為買你根本不需要的垃圾。你我是什么？消費者。我們對買東西和生活方式上癮。謀殺，犯罪，貧窮，不關我事。我只關心名人雜志，500個頻道的電視，我內褲上印著誰的名字。生發劑，威爾鋼，減肥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