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遞小哥離開順豐京東，現在過得怎么樣？

一個國家…只有在勞動6個小時而不是勞動12個小時的時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財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如此而已。——馬克思《資本論》

杜佑南的電動車丟了。此時距離他離開順豐、轉行送外賣僅僅過去一周。

那是一輛嶄新的電動車，杜佑南每天出門和回家都要把它擦得干干凈凈，就如同是在打磨自己的新生活。“買回來先砸幾下就好了。”他說，“省著賊惦記。”

杜佑南還不到25歲，之前在順豐工作過1年多。那時，1.5元／單的派件費加上更高一點的攬件費，讓他每個月收入可以達到5000～8000元，遠遠高于他打零工收入。但一年后，杜佑南決定離開。

“每天的貨太多了，一天送貨就有90件，收貨也差不多有幾十件，忙上忙下，還要打包，還要跟各種客戶打交道，真的很累。”杜佑南抱怨著。

很多人覺得做一名順豐的快遞員 “待遇不錯、工作穩定”，杜佑南卻不這樣看。不僅是因為現在外賣的收入更高，還因為他渴望自由。

當問到“自由”具體是指什么時，杜佑南也答不上來，他只知道“這（送外賣）是一個自由的工作。”

送外賣的時候，他只需要把餐送到客戶手中，說一句“用餐愉快”。除掉早晚兩個高峰期，其他時間他可以不那么累。

采訪他的時候是下午3點，如果還在順豐，他此時應該正在打包、揀選快件，或者準備出門派件、攬件，通常要到晚上10點才能完成全部工作。

周末休息對快遞員來說簡直是奢望。若是一定要休息，也得找別人頂替自己。但在外賣團隊，杜佑南只需提前跟老板說一聲，保證團隊人手夠就行了。按照規定，他每月可以休4天。

除了這些，送外賣也讓杜佑南沒有過去那么焦慮。

“順豐收的貨比較貴重，丟了損失很大，這就是之前為什么不想弄快遞的原因，真的很提心吊膽。”相比之下，一份外賣幾十元，再多不過一兩百塊，即便丟了或者打翻了，他都還可以承受。

杜佑南記得在順豐的時候，一位同事連車帶貨全部被偷。這種情況下公司并不負責，該同事只好自掏腰包賠償客戶，然后重新買了一輛電動車。“里面只是衣服，幾百塊錢也還好，如果是電子產品，那就完蛋了。”

面臨同樣難題的還有京東配送員。

曾是京東配送員的曾崇慶告訴《天下網商》，他認識的一位京東配送員，最近離職去了達達，原因是某天拉了一車貨去寫字樓派件，送進大堂的時候，車被偷了，貨也沒了，一下子賠了七八千，損失近兩個月的收入。

對于曾崇慶而言，促使他辭去京東工作、跳槽送外賣的理由，是外賣團隊更年輕化的氛圍和更大的上升空間。

2015年，曾崇慶還在京東送貨。“9點有一趟貨，3點有一趟貨，中午相對空閑，正好旁邊有一家賣涼面的店生意比較好，就幫著他們送外賣。”

當時的成都，互聯網外賣平臺還比較少見，曾崇慶在幫忙的過程中結識了一個外賣平臺的加盟商，偶爾去旁聽他們的早會。“都是20歲出頭的年輕人，站著一起開會、聊天、喊口號，感覺氛圍比京東40歲的人群好。”幾次往來，曾崇慶就在國慶節前跑去送外賣了。

“當時離開的原因，還有老員工把好區域占著，新員工收不到單子，快遞員就是靠收貨嘛，收件多才能賺錢。”杜佑南補充說。

然而，自由不是免費的。

做了一年外賣后，杜佑南逐漸把自己的下班時間推遲到將近11點，“晚上單費高，都是10塊錢一單，多做一點就多拿一點。”

曾崇慶做久了外賣才發現，外賣不是沒有壓力，只是和快遞不一樣。“快遞是按天計算的，外賣是按分鐘計算的，壓力要大多了。”

杜佑南一邊咳嗽一邊告訴記者，因為趕時間，他進小區上電梯都是用跑的，出汗了，就拉開衣服，趕上風大就感冒了。“怕客戶催，也怕有人偷外賣、偷車。”

“社保？我用不上。”

事實上，外賣行業丟車、丟餐的情況一點也不比快遞少。

杜佑南有一次撞見同行在偷競爭對手的外賣，而且偷完之后竟然就坐在旁邊吃了起來。

“問他為什么，他說看不慣這個人。”說到這，杜佑南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跟快遞行業一樣，磕磕碰碰的交通事故幾乎是外賣員的家常便飯。

為保險起見，很多外賣平臺都給配送員買了保險。曾崇慶所在的公司給配送員都買了人身意外險，配送員路上發生事故，可以報銷90%的醫藥費。不過，除了意外險，絕大多數外賣員并沒有社保。

今年春節后，因為快遞員返工晚、跳槽送外賣而出現用工荒，不少快遞網點因此出現快件積壓甚至癱瘓。有媒體報道，很多快遞員跳槽送外賣，是因為外賣平臺為他們購買社保，但實際上，通過外包、眾包模式大量復制擴張的外賣平臺，不可能給所有外賣員提供社保，除非是少數自有員工。

“順豐、京東這樣的企業比較穩定了，社保、福利待遇都有規劃，公積金、社保怎么買都很清楚，我們現在還很難考慮這類問題。” 曾崇慶說。

不過，杜佑南所在的公司現在每月都會給他發社保現金補助，至于交不交社保，全看杜佑南自己愿不愿意。

“我在順豐就有社保，從來沒用過。”杜佑南說。他記得，當時順豐給他發了一張社保卡，但他一點都不在乎，沒過多久就把卡弄丟了。“懶得去補了，用不上啊。”

如果非要說社保對杜佑南有什么現實價值，也就只能是購房資格了。“這邊買房要（連續交滿）一年社保，可我暫時還沒有買房的打算。”他說。

國家郵政局局長馬軍勝通過調研也了解到，很多一線快遞員有類似的心態。他日前接受新華社采訪時呼吁，新業態在用工方面有探索和不斷完善的過程，對新業態要有容錯機制，社會對于新業態的發展也應該多一些包容。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杜佑南那樣把社保看得這么淡，對于年長一些的人來說，安全感變得更重要了。

曾崇慶有一位在京東的朋友經常來給他幫忙送外賣，卻不愿意跳槽過來，因為這位朋友公積金和社保買了多年，不想斷。“現在京東配送員平時一個月到手其實也就四五千，工資不算高，這些人留下去主要是因為有一些福利和保障。”

從一個風口，到另一個

同樣是配送，外賣明顯比快遞行業收入高，這讓外界頗有疑問。

阿里研究院物流專家粟日表示，后者正處在互聯網風口上，大量燒錢競爭，加上風險相對小一些，自然會吸引快遞員和其他社會人員進入。

外賣員每單收入通常是6～8元，而外賣平臺向消費者收取的配送費，餓了么配送一般是4元，美團專送通常是3～5元，百度外賣則是4～5元。在夜間、雨天等特殊時間段，外賣員的每單收入會有3～5元不等的上浮，消費者需要支付的配送費也要有一定的上浮。中間的差價，就由商家和外賣平臺共同補貼，商家的補貼可以通過線上提價來彌補，外賣平臺則是燒的真金白銀。

在過去幾年間，外賣行業的迅速發展確實給了不少人機會，也造就了所謂外賣員月入過萬的“談資”。

進入順豐，杜佑南的月收入從2000多變成5000多，而做外賣之后，杜佑南月入8000元以上。不管是什么原因導致的收入差異，他算是從中獲得了實惠。

家人仍然希望他能找份更穩定的工作，但杜佑南自己覺得無所謂，“有時候我送外賣去寫字樓，那些坐辦公室的雖然衣著光鮮，到手其實也只有四五千，所以只要能掙錢就好。”

曾崇慶同樣是新一輪互聯網風口的受益者。

“我離開京東時，京東布局已經成型，只管在三四五線城市下沉。我留在京東，干10年才可能升站長，20年才可能升區域主管。而外賣剛發展，體量肯定會膨脹得很快。”曾崇慶說。

來到現在的外賣平臺后，他僅僅幾個月就做到了小站長，一年之后已經成為大站長，管理著數個小站。

如果說快遞行業已經不再是風口，那么同樣的變化是否也會發生在外賣身上呢？

目前，外賣業務主要集中在餓了么、美團外賣和百度外賣這三家，業務模式相似。以燒錢補貼爭取市場份額的打法，不可能持續太久。

但在曾崇慶看來，外賣行業還有很多空間，至少還有兩三年的快速發展期。

春節前，曾崇慶所在的區域有四百多位配送員，節后回來的只有三百多人，但新招了兩三百人。

據曾崇慶介紹，新招的外賣員中，既有外地返鄉的打工者，也有快遞員跳槽來的，“有一家物流公司欠薪，還有小的快遞公司倒閉，從他們那招進來幾十個人，其他快遞，包括順豐和京東都有幾個人。”

從行業趨勢來看，包括順豐、全峰在內的快遞公司都在承接外賣配送業務，甚至一些落地配物流公司也向餓了么、美團等外賣平臺提供運力合作。

一位外賣配送平臺的負責人透露，平臺最近正在大力度招募加盟商，有數個快遞加盟商已經和他們達成意向，“從快遞網點變成外賣團隊，省掉了場地租金，還有更高的收入。”

挖競爭對手的人，一個1000塊

過去十年間，快遞、外賣以及各類O2O服務的興起，讓原本被認為“臟累差”的配送行業收入快速增長，造就一波又一波藍領高收入“神話”。

有些只是曇花一現，有些則實現了價值回歸。

但時代留給配送員們的機會遠未用盡，類似從快遞到外賣的勞動力轉移也還將持續。

2017年1月，餓了么正式宣布與Today、上蔬永輝、屈臣氏、7-Eleven等4家零售品牌達成合作，為這些品牌的線下門店提供最后三公里，甚至最后五公里的配送服務。

沃爾瑪等大型零售巨頭也在推進線下物流中心和即時配送體系的建設，以打通線下最后三公里的服務。

在即時物流方面，閃送、UU跑腿、快服務等企業在今年初完成新一輪融資后繼續跑馬圈地。這些即時物流平臺各有著數萬到十多萬不等的配送員，相當大的部分曾經是快遞員、外賣員和滴滴司機。

這些以C端業務為主的即時物流服務，客單價甚至動輒高達30、40元，配送員能獲得其中80%的收入。目前，即時物流平臺也在開拓B端業務，對配送員的需求將越來越大。

曾崇慶的團隊中已經開始有人因為不太習慣送外賣，加入這些新興平臺接私單。“錢多，一單幾十塊錢。就是一天跑不了多少單，現在還很不穩定。”

曾崇慶說，他所在的外賣平臺也在給新零售業務招商，主要銷售快消品，提供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但他暫時還不考慮，“公司套路比較深，開一個新零售旗艦店，需要40萬押金，我心里沒底。”

目前，他最關心的是如何壯大自己的隊伍，在今年更激烈的競爭中吞并對手。“外賣對年輕人有吸引力，” 曾崇慶說，“順豐和京東是穩定一點，但想往上爬就太困難了。我們年輕人多，很多人想從送外賣達到不送外賣（做管理）的境界。”

不過，杜佑南暫時不會考慮即時物流方面的新機會，“這邊（外賣）上道了，沒必要去別的地方。”

他最近正在勸那些留在順豐的老朋友跟自己一起出來干外賣。

為了搶人，外賣平臺對于外賣員介紹新人入職有“人頭費”獎勵。剛剛過去的2月，杜佑南所在平臺開出的“人頭費”是350元，如果挖到競爭對手的配送員，人頭費能高達1000元。

平時在路上，杜佑南碰到快遞員、同行就會很熟絡地搭訕起來，留下微信之后，慢慢向對方介紹自己的自由和收入。

春節后的這段時間，杜佑南從快遞行業挖來了6個人，還從競爭對手那里挖到2個人。公司給他的獎勵，正好夠買一部全新的電動車。但他還是買了一輛二手的，而且到手后就用錘子把外殼敲破。

“這破車我現在看了都不想要。”杜佑南滿意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