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闖”與“放”成就“市場命運共同體”

原標題：“闖”與“放”成就“市場命運共同體”

義烏“市場富民”的內生動力與尊重民眾創造性的“政府作為”

“同樣一件貨物,從義烏發到遼寧海城,和從海城發到省會沈陽的運費一個價,兩者距離卻相差12倍。”聊起義烏的“獨特”,被義烏商城集團派駐東北三年多的何云飛侃侃而談。

作為聞名世界的“小商品之都”,義烏一直被競相效仿,真真假假的“義烏小商品市場”遍地開花。

身為遼寧海城義烏小商品城副總經理的何云飛一直想不明白:“山寨”市場辦不好自不奇怪,但為什么義烏人自己建設、自己管理的分市場,也同樣復制不出義烏市場的“精氣神”?

擺攤婦女當面責問縣委書記

催生義烏的“四個允許”

義烏是一座建在市場上的城市,城在市中,市在城中。密集分布的7萬個商鋪,按照每天營業時長計算,每家停留3分鐘,全部逛完需要一年多；和1982年市場起步時相比,營業面積擴大了1100多倍,市場交易額增加了3.8萬倍……

既沒有資源稟賦和區位優勢,也沒有國家政策和資金扶持,初始條件“一窮二白”的義烏,卻突破傳統經濟學理論解釋框架,建成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

如同那些“草根逆襲”的勵志故事一樣,義烏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奇跡,吸引了國內很多地區效仿。很快,全國各地出現了上百個“義烏小商品市場”,令義烏市場品牌管理者頭痛不已。

“義烏市場品牌保護是一個難題。我們也只能維權一批,合作一批。”義烏商城集團市場運營部副經理楊波對此頗為無奈。

其實,這個獨家經營管理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也希望利用“義烏中國小商品城”的品牌優勢,向國內外市場輸出品牌、資本和管理,讓義烏市場“遍地開花”。

義烏商務局副局長黃仕林向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透露,迄今為止,政府部門共批準過9個義烏小商品批發市場的冠名,要求由義烏人參與投資或義烏商品、商戶的市場占比單項達到三分之一。盡管條件較寬泛,但與義烏本地市場的規模與活力相比,即使發育良好的外地分市場,仍難以望其項背。

“我們義烏商城集團在遼寧海城投了30多個億,建起一個82萬平方米的分市場。試運營一年多,目前仍處于沒有租金收入的市場培育階段,每年市場運營成本卻需要8000多萬元。”海城義烏小商品城副總經理何云飛向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坦承,要實現10年收回投資的預期目標,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和問題。

“我們做過測算,一件貨物從義烏發到海城,同從海城發到沈陽的運費一個價,兩者距離卻相差12倍。”常駐海城項目逾3年的何云飛舉例說明其中物流成本的差別之大。

最大的差別,應該是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發展壯大,是義烏人從歷史夾縫中硬“闖”出來的,而不是按目標構想硬“建”出來的。

“市場基礎設施就是一個水泥殼,只要有錢投資就能建起來。市場的繁榮,取決于地理位置是否理想,要素配置是否合理,商品資源是否豐富,服務水平是否優質,物流配套是否發達,還有很多看不見的因素。”黃仕林深知,相比硬件設施,市場的真正繁榮更需要環境和機制。

1965年出生的丁爾民,20歲生日就是在市場上過的,算是當時義烏最年輕的商戶。更早幾年,他跟著父親加入義烏歷史悠久的“敲糖換雞毛”大軍,挑著貨郎擔,手搖撥浪鼓,用義烏當地的飴糖,再搭配一些針線、紐扣、發夾等換取雞毛。

始建于1906年的杭州南星橋火車站,給丁爾民留下了深刻記憶。許多敲糖換雞毛的義烏人,將成堆的雞毛在此集中,然后用火車運回義烏。

“飾品女王”周曉光是義烏市場最為成功的商人之一。她的創業史,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義烏這座城市的市場“基因”是怎樣煉成的。

1978年,16歲的周曉光離開家鄉到外地“討生活”。背著竹制繡花棚框擠上火車,在大興安嶺深處的林區小鎮走街串巷,每三四個月才給家里拍一封電報,晚上就睡馬路,睡橋洞,數次被人毆打。她說,“大兒子就是在黑龍江一個小縣城懷上的,當時去一趟東北能賺1000元。”

為了給“行商”的義烏人配貨,20世紀70年代,義烏廿三里地區出現了小商品批發市場的雛形。漸漸地,義烏縣政府所在地稠城鎮也出現類似的馬路市場。在當時,這些市場還拖著“資本主義”的尾巴,是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簡稱“打辦”)人員的“眼中釘”。

這是兩個交替開市的馬路市場,廿三里逢單日,稠城鎮逢雙日,丁爾民就騎著自行車兩邊趕場。跑著跑著,他和很多貨郎一樣,索性卸下擔子,悄悄做起只允許公家經營的批發生意。

1982年初春,稠城鎮一位名叫馮愛倩的婦女,因不堪忍受“打辦”人員驅趕罰沒,又苦于無處講理,情急之下在縣委門口攔住新任縣委書記謝高華,責問政府為什么不允許農民擺攤。

當時,這位5個孩子的母親被生活所迫,以販賣紐扣、鞋帶、別針等小百貨為生,常年與“打辦”人員“打游擊”和“捉迷藏”,為辦小商品銷售許可證曾到省城“討說法”。為了每天能掙8角錢,她曾跑到建筑工地當小工。

“謝書記問我哪來這么大的膽子,敢攔住縣委書記鬧著要擺地攤?我說我跑得快,膽子早就丟掉了,現在沒有膽了。”今年81歲的馮愛倩,講起話來快言快語,依稀可見當年潑辣干練的樣子。

“老百姓吃不上飯就得找當官的。今天你同意我要擺,不同意我也要擺,說完我邊往外走邊哇哇哭起來。”她繼續回憶道。

“領導開會批評我一個家搞兩個主義,我干社會主義,老婆干資本主義!”比馮愛倩大3歲的老伴楊興貴補充說。當年他在當地供銷社當主任,為馮愛倩擺攤的事情沒少挨批評。

據信正是這次“討說法”促使謝高華在縣委常委會上明確表態:“義烏的市場是個很好的市場。”最終催生了義烏市場發展歷史上著名的“四個允許”,即允許農民進城經商、允許長途販運、允許城鄉市場開放、允許多渠道競爭。

長期短缺經濟造成的供應嚴重不足,為市場爆發積聚了難以想象的需求壓力。率先獲得了市場“準生證”的義烏人,將小商品批發市場變成一個寬松的市場交易“凹地”,不僅將日用消費品急劇增長的需求虹吸過來,更推動各種市場要素快速向義烏集聚。

在這一“闖”一“放”的背后,是群眾首創精神與政府開明決策的結果,義烏市場由此獲得發展先機,并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

讓小商品進得來出得去

突破關卡成長起“聯托運”

剛剛嘗到市場甜頭的義烏人,很快就遇到一個更大的難題:小商品批發生意越紅火,貨物流通量就越大,如何讓購銷兩旺的小商品進得來、出得去,成為義烏市場進一步發展壯大的關鍵。

雖然有“四個允許”的地方政策松綁,一枝獨秀的義烏市場輻射力不斷增強,但與周邊縣市乃至全國各地市場管制的沖突也在加劇,當地政府對市場繁榮的支持,難以逾越行政區域的邊界。只有依靠市場自身的力量,才有可能打通域外流通渠道的封鎖,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重圍。

在市場里,丁爾民發現彩帶特別好賣,這促使他放開膽子去廣東和福建大批量進貨。從廣州到義烏,1000多公里路程,當時需要經過20多個檢查站。負責運貨的貨車司機,遠遠看到檢查站,就立刻停車躲避,等到檢查人員下班才敢繼續趕路。“檢查站對包裝帶有英文的貨物一律扣留。你想,小商品怎么會有英文?肯定是走私的。”丁爾民笑著說。

急劇擴張的小商品交易需求,使義烏市場流通環節瓶頸日益突出,誰能控制貨源誰就能搶占市場。一時間,以打通各地線路關卡為主要業務的聯托運業務應運而生,很快成為當時最賺錢的生意。在高額利潤誘惑下,人們八仙過海,各顯其能,運用各種方法打通市場流通環節。

諸暨和義烏相鄰,20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生產襪子,但是義烏人去諸暨進貨,必須經過一道檢查站。一旦被查到,就要被處以數額巨大的罰款。

1985年,這條線路上出現了一個能將襪子安全運回義烏的托運處,收費只是罰款的幾十分之一,生意一下子火爆了起來。

據多名受訪人士證實,當年義烏最有錢的企業,并非市場上搞批發的商戶,而是搞聯托運生意的。福建籍客商林先生就是靠聯托運挖到第一桶金的,他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坦言,錢賺得容易花起來也大方,當年許多關卡都是花錢打通的。這也為后來義烏政府整頓聯托運亂象埋下了伏筆。

王慶洪也是在這個時候發現了物流的巨大商機。這位現任義烏市聯托運行業協會會長,身材壯碩,膚色黝黑。他如數家珍地將當年的“通關”故事娓娓道來。“義烏的聯托運行業,有點像古代的鏢局。遇到過不去的檢查站,通常就把人叫出來,慢慢熟悉后,就可以報名號通過。”王會長說。當被問及彼時都有哪些“通關秘籍”?會長欲言又止,只是憨憨地笑著。

經過幾次洗牌,義烏仍有接近200家的物流企業。來自義烏的小商品,通過這張龐大的物流網絡,運輸至國內90%以上的地級市。

現任義烏市作家協會主席何恃堅,當年還是農業銀行的一名新員工。在南京,他通過同學關系做了一筆買賣,賺了1萬元。當時他的月工資才46元。“去國營廠和供銷社拿貨,用現金去敲門,對方才會把貨給你。只要把貨拿到義烏,就不愁賣不出去。”何恃堅坦言,當年義烏人的闖關能力之所以這么強,離不開銀行悄然放寬的現金管理,這個政策也是由地方政府爭取來的。

1981年,在個體私營經濟受到嚴格限制的情況下,義烏的農業銀行和信用社,看好市場發展前景和政府支持力度,大膽給工商戶貸款。1983年,農業銀行和信用社一共為7454戶個體工商戶發放了300多萬元貸款。

1984年,義烏工商局籌建第二代市場——新馬路市場,需要貸款25萬元。為了這筆“巨款”,義烏農業銀行的領導幾次跑杭州做工作,最終給義烏工商局開了綠燈。到了年底,新馬路市場終于開業。

說到底,讓義烏小商品市場迅速擴張的市場力量,正是人民群眾為追求美好生活而激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破繭成蝶的義烏市場,開始吸引全國各地的人流匯聚。

義烏工商學院教授賈少華回憶說,當年火車只要經過義烏,必須把窗戶全關上,否則一到站,就不斷有人從窗戶往里爬。旅客回到義烏,必須提前站到門口,門一打開立刻用力往外擠,稍不及時就會被蜂擁的人流頂回去。

平均每10個義烏人

就有一人有商鋪

1984年10月,縣委書記謝高華在離開義烏之前,提出了“興商建縣”的戰略,將市場擺在義烏經濟發展龍頭位置,把商貿作為義烏主導產業。30多年來,義烏一直堅守這張藍圖不跑偏,“工作圍繞市場轉,城市圍繞市場建,產業圍繞市場育”。

毋庸置疑,很少有城市能像義烏這樣,市民和市場之間緊密互動、彼此成全,構成一個獨特的利益共同體。市民既是市場的建設者,也是市場的受益者。市場不僅讓商戶和客戶受益,更是義烏全體市民的“命根子”。

20世紀90年代初,義烏一批經營大戶開始創辦工業企業,將經商積累的資金轉移到工業領域,就近為市場生產商品,市場集聚度進一步提高。

1995年,周曉光投資280萬元創辦實體企業。從做買賣轉到辦企業,剛一開始完全不懂。“實際上是市場逼著我們去學,市場迭代這么快,哪有資格停下來,停下來就要退出。”如今,周曉光創辦的新光集團,市值270億元。

1995年,賣彩帶的丁爾民,也決定向產業上游轉型。6年后,華鼎錦綸成為義烏第一家在上海主板上市的民營企業；1995年,翁榮金以20臺織襪機起步,創辦浪莎襪業,如今已成全國最大的襪業生產企業,擁有各類襪機上萬臺……

“這種貿工聯動奠定了義烏的產業基礎,在義烏小商品市場周圍,最多的時候活躍著13000多家生產企業。”黃仕林說,“義烏制造”促進了義烏市場持續繁榮。

在電子商務時代,義烏小商品市場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來此創業。在義烏電商圈,賈少華被稱為“創業教父”。在他的倡導下,義烏工商學院于2009年率先開設網絡創業班,引導學生利用電商平臺創業。外界夸張地用“背著書包入學,開著寶馬畢業”形容這所神奇的院校。

2018年3月的一天傍晚,張智超在創業學院的孵化器庫房里忙碌地打包。這是學院專門給創業者騰出的房間。一個叫宗文琳的女生,上午9點就來“上班”,負責給張智超打下手,基本上要忙到深夜兩點。宗文琳家境優越,父母在市場里賣電器,還沒有涉足電商。背負家族轉型的任務,這位女生通過朋友介紹,耐心做起了學徒。

這一天,張智超要發800多個快遞,貨品都是帽子,全部來自義烏小商品市場。

“兩千多名學生創業,一邊上課一邊接單,沒有午睡也沒有雙休。有些徹夜接單的學生,床鋪就在講臺下。”賈少華回憶說,一批年輕人找到了人生新坐標,“學生的積極性被極大地調動了起來,創業像打了雞血一樣。”

背靠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義烏是電商創業者的天堂。張智超已經決定,7月份畢業之后留在義烏,他認為義烏擁有全國最好的電商環境。未來,他很可能會和他的學長學姐一樣,到距離學校咫尺之遙的青巖劉村,租一套房子,引一根網線,買一臺電腦,接入財富之路。

在冊人口1700多人的青巖劉,聚集了2.5萬多名電商從業者,年銷售額接近50億元,被譽為“中國網店第一村”。而在義烏,淘寶村已超過100個,數量居全國縣級市之首。2017年年底,注冊地在義烏的電子商務賬戶數量超過25萬家。義烏電子商務成交額1700億元,已超過實體市場的交易額。

在義烏,平均每10個本地人,就有一人在義烏小商品市場擁有商鋪。通過購買和經營一個個商鋪,義烏人早已和這個市場成了關系緊密的命運共同體。一位當地政府官員向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透露,相比其他一些地區,義烏公務員的收入也要高一些。

義烏市場有一句名言,“誰砸大家的飯碗,大家就聯合起來先砸他的飯碗”。

“市場興則義烏興,市場衰則義烏衰”,早已成為義烏人的共識,而不是宣傳用的標語和口號。

原義烏市市長毛光烈曾撰文分析過義烏人和義烏市場密不可分的關系:“義烏的絕大多數家庭在小商品市場都有攤位。他們是靠市場經商致富的。在義烏,經商致富和市場富民是同一個概念。誰破壞了市場信譽和交易秩序,就等于砸了大家的飯碗。”

盡管從權屬結構上看,以商城集團為代表的管理部門,擁有義烏小商品市場絕大部分商鋪的所有權,但義烏人更多是把商鋪定位為可增值可繼承的資產。這種認知讓義烏人對義烏市場發展有強烈的參與感,幾乎沒有人成為市場的旁觀者。

“圍繞義烏市場的發展,從政府官員,到經營戶,再到農民,誰都能說兩個小時以上,個個都是專家。”楊波舉例說。

如果從利益共同體的角度去理解,或許能夠找到“興商建縣”何以30多年不動搖的深層次原因,也能更深切地體會到政府“有形之手”尊重市場規律的內在動力。(記者 劉荒、黃海波、李坤晟 實習生李蔚瑄對此文也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