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好積極有為宏觀政策組合拳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同時，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了具體部署，財政政策從“積極”到“更加積極”，貨幣政策從“穩健”到“適度寬松”。通過打出有力有效的政策“組合拳”，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將更好應對經濟運行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推動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

財政政策更加積極給力

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安排，明年要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確保財政政策持續用力、更加給力。“更加”兩個字凸顯出財政政策將加大力度，為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撐。

“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政策工具，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內涵于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之中，這對提振市場信心、促進經濟發展將會起到積極作用。”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副院長、教授李旭紅說。

國海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夏磊認為，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有兩層含義，一是延續“積極”總基調，通過赤字、國債、特別國債、專項債、稅收、補貼、收入分配和轉移支付等手段對經濟運行進行逆周期調節、熨平經濟波動；二是“更加”表明政策力度會更大，包括此次會議提出的提高赤字率、增加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使用等手段。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教授白彥鋒認為，近年來我國一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本次會議強調要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是應對當前國內外復雜發展形勢、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的需要。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提高財政赤字率”。當前，我國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特別是中央財政還有較大的舉債空間。

“合理擴大債務規模能夠充實財政資源，增強財政政策靈活性，提升經濟逆周期調節能力。發達經濟體通過債務擴張穩增長是常見之舉。與國際主要經濟體相比，我國赤字率仍有提升空間。”夏磊說。

會議提出，增加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持續支持“兩重”項目和“兩新”政策實施；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使用，擴大投向領域和用作項目資本金范圍。

“考慮到當前市場利率水平較低，要用好超長期特別國債和地方政府專項債等債券工具，對社會資金進行更好跨期配置，以提高社會資金效率。”白彥鋒說。

李旭紅認為，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可以進一步提升政策的有效性，精準聚焦與高質量發展及民生相關的重點領域，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的效能。

貨幣政策發揮雙重功能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發揮好貨幣政策工具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這是時隔10多年，貨幣政策取向再次改為“適度寬松”。

“貨幣政策定調‘適度寬松’，較此前的‘穩健’更為積極。”夏磊認為，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一定不利影響，貨幣政策主動作為積極應對不確定性挑戰。同時，通過加大政策逆周期調節，持續擴大國內需求。“當前，我國實際利率水平仍然不低，總量政策仍有較大寬松空間，新設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也將持續發揮作用，為經濟運行創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

今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共1個百分點，釋放長期流動性約2萬億元，并綜合運用公開市場操作、中期借貸便利、再貸款再貼現等工具，開展國債買賣操作，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適時降準降息，保持流動性充裕。專家認為，從總量上看，有力度的降準降息可期。

“預計2025年，貨幣政策力度將進一步加大，總量政策更寬松，進一步降準降息。”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羅志恒說。

今年以來，央行先后開啟國債買賣、買斷式回購、“證券、基金、保險公司互換便利”等政策工具。羅志恒認為，一方面，是為了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率，推動貨幣政策框架逐步轉型，從數量型轉向價格型。另一方面，是為了積極配合財政政策，發揮協同效應。“預計2025年貨幣政策工具箱會進一步充實完善，與財政政策的配合也更加緊密。”

協調配合增強政策效能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打好政策“組合拳”。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貿易、環保、監管等政策和改革開放舉措的協調配合，完善部門間有效溝通、協商反饋機制，增強政策合力。把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性政策統一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統籌政策制定和執行全過程，提高政策整體效能。

這就要求，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性政策等方面都要加強協調配合，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

“各部門之間要加強協調配合，增強政策合力。完善政策工具箱，系統集成推出一系列逆周期調節政策。”夏磊說。

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需要深化重點領域改革。財政部提出，要統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財力；及早謀劃、落實落細各項財政工作，進一步提高財政宏觀調控效能，有力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當前，各種復雜的國內外問題疊加影響宏觀經濟，財稅體制的縱深改革也面臨著更大挑戰，需要突破系統集成的難點。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在不斷增強前瞻性、系統性、科學性的基礎上，財稅體制改革還需要相關的產業政策、社會政策予以協調，從而促進積極的財政政策發揮更大效能。”李旭紅說。

羅志恒認為，要充分利用化債騰出的時間窗口，構建債務管理的長效機制與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要以改革促發展，放大政策效應。平衡好短期與長期、穩增長與防風險、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之間的關系，更好發揮宏觀政策調控作用。”夏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