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動福建：長征起點 紅軍烈士“守魂人”

鐘宜龍老人接受海都記者采訪

老人的家距松毛嶺紅軍無名烈士紀念碑有10里山路，因年事已高，他無法到達，海都記者代他向紀念碑鞠躬  

海峽網11月30日訊（海都記者 周德慶/文 黃啟鵬/圖）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龍巖長汀縣松毛嶺山腳下的南山鎮中復村，是中央紅軍長征的出發地之一。

今年初，中復村88歲的退休老黨員鐘宜龍，花光畢生積蓄20萬元，將祖屋修繕一番，辦起了紅色家庭展。他要告訴后人和來訪者有關自家家族和中復村的紅色記憶，更重要的是要告慰長眠在松毛嶺一帶的近萬名紅軍烈士的英靈。

上世紀50年代，他組織村民在松毛嶺收殮了約3000具紅軍無名英烈的遺骸。每年清明，他都會像祭掃家墓一樣，祭掃紅軍無名英烈。他說：“我想起參加紅軍的父親，埋骨他鄉，無人祭掃，很心痛，松毛嶺保衛戰犧牲的紅軍英烈，都是我的親人。”六十多年過去了，如今的鐘宜龍滿頭白發，腿腳也不利索了，他辦起紅色家庭展，要換一種方式繼續為紅軍烈士“守魂”。

所有努力，只為告慰像父輩那樣的英烈

鐘宜龍的家，在中復村長窠頭自然村。自懂事起，他就知道自己是“一粒紅種”。

鐘宜龍出生不到5個月，身為秘密農會會員的親生父母就被反動民團殺害，是堂舅鐘大廷和妻子涂從孜把他抱回家當作養子。之后，養父鐘大廷參加了紅軍并長征，從此再也沒有回家。直到1949年后，全家人才知道養父戰死在江西。

此外，四個舅舅參加紅軍，三個音訊全無，而養母涂從孜五姐妹，有四人的丈夫當紅軍犧牲……悲愴的家族命運，將紅色的信仰深深刻在鐘宜龍的靈魂里。

“不僅是我家，整個長窠頭村都為紅軍，為蘇維埃，犧牲了太多太多。”上世紀80年代，鐘宜龍退休后，在全村展開了詳盡的入戶調查，“鄉蘇維埃主席鐘大波被民團殺害，腦殼被砸爛，是我母親涂從孜脫下一件衣服掩蓋其頭部。后一任鄉蘇維埃主席陳春孜四兄弟參加紅軍，全部犧牲，一家十二口，連3歲的幼兒都被國民黨殺害……”

鐘宜龍說，像鐘大波、陳春孜烈士，他們都已經沒有后人，遺骸還埋在荒山野嶺上，“想起他們，我是不是該做點實事來告慰這些英烈，至少應該讓后人知道他們的名字。”

這30多年來，鐘宜龍為全村紅軍英烈和紅軍烈屬，整理了3000多份原始資料。據他的田野調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長窠頭村總人口不到500人，其中為革命犧牲113人，占總人口的1/4，有62戶絕戶，7姓人中只剩6姓，其中陳姓被滅絕。

現在，他每月退休金大約3500元。年初，他拿出全部的積蓄二十余萬元，將祖屋裝修一番，辦起了紅色家庭展。他不會電腦打字，以5元/張的價格，請人將村里烈士和烈屬的名字和故事，整理打印出來，張貼在自辦的紅色家庭展的墻上，“和他們付出的犧牲相比，花掉這些錢又算得了什么呢？”鐘宜龍說，所有的努力，只為告慰像父輩那樣的英烈。

盼年輕人接力，繼續為紅軍掃墓

82年前的秋天，紅軍在松毛嶺與國民黨激戰七天七夜，“雙方死傷枕藉，尸遍山野，戰事之烈，空前未有。”這是紅軍長征前在東線的最后一戰，為長征轉移贏得了最寶貴的時間。

當時，長窠頭村是紅軍戰士醫療隊所在地。那一年，鐘宜龍6歲，嚇得不會哭了，“國民黨的飛機和大炮，炸得松毛嶺都在顫抖，受傷的紅軍，臉上都是血和泥……”他記得一批又一批的紅軍傷員，被當村婦女游擊隊隊長的母親涂從孜和鄉親抬下山。千余名傷重不治的紅軍戰士，被草草掩埋在村里一座叫“青草湖”的荒山上。

紅軍長征后，母親帶著他四處躲藏，連一件過冬的棉衣都沒有穿過，直到1949年長汀解放。

1950年，擔任中復鄉治安委員和武裝委員主任的鐘宜龍，帶領村里的上千男女民兵，配合解放軍在松毛嶺剿匪。為了剿匪，他們放火燒山，最終逼出了土匪，卻被眼前的另一番景象驚呆：

當年松毛嶺保衛戰的戰場上，紅軍烈士的遺骸、彈片、彈殼、紅軍的生活用品，滿山遍野，到處都是。“我看著心在滴血，這些紅軍烈士和埋在‘青草湖’的紅軍烈士，跟我的父輩一樣，他們都是為了這個新中國而犧牲的，而且他們大多數人都很年輕，沒有留下名字。”鐘宜龍回憶，他和村民，懷著沉重的心情，挨個山頭尋找、收集紅軍烈士的遺骸，經過幾年的努力，收殮了約3000具烈士遺骸，并把他們埋在了紅軍烈士為之戰斗過的松毛嶺上。

1953年8月1日，鐘宜龍和鄉親，在松毛嶺山腰上的319國道旁，建起一座簡易烈士紀念碑。從那以后，每到清明，鐘宜龍都會買上香燭紙錢，挨個山頭祭掃無名英烈。

“我老了，走不動了，年輕人又多出去打工了，像‘青草湖’的紅軍無名烈士墓群，現在已經是雜草叢生。”鐘宜龍說，他希望年輕一代能接過他的班，繼續為紅軍無名英烈掃墓，“千萬別忘了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