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世遺|一代風流賢太守

一代風流賢太守

孫源智

福州作為八閩首府，東南一大都市，地位殊重。因此，地方主政官員的選拔也顯得極為重要，故有“福郡地大而事繁，古常選用重人”的說法。秦漢之時，一郡之主官稱為郡守、太守，魏晉以后，名稱雖常有變更，但人們還是常以“郡守”“太守”為雅稱。福州歷任太守，彪炳史冊者，代不乏人。福州首任太守為晉人嚴高。至宋代時，人才最盛，有蔡襄、程師孟、曾鞏、梁克家、趙汝愚、辛棄疾、真德秀等。降及清代，乾隆年間的福州知府李拔是不可不提的一位。

李拔（1713—1775），字清翹，號峨峰，四川犍為人。李拔的高祖李杠氣節超邁，以大儒自命，明朝滅亡后以身殉國。曾祖李士廉、祖父李公鼎均是當地名儒，隱而不仕，課徒授業。至清中葉，乾隆帝為明季守節諸臣平反，李拔才走入仕途。李拔于乾隆十六年（1751）中進士，歷任鐘祥、長陽、江夏知縣，擢升漢陽同知，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福寧知府入閩，次年調任福州知府，時年四十八歲。

巍巍者山，遙瞻峨眉

福州府衙故址位于現在的湖東路與鼓西路之間，明清兩代時曾是福州一郡之中樞，今已不存。這里地處福州古城正中偏西處，北有越王山為屏障，南有九仙、烏石二山相峙，盡可感受福州“三山鼎秀，州臨其間”之美。府衙大門上曾題有一聯：“九邑拱如星布，我疆我理，俾鹵地巖城，具瞻福曜；三山環若屏依，克師克帥，望綠林丹荔，盡樹棠陰。”該聯便是李拔來此上任后所作。

山對李拔來說并不陌生，他的家鄉犍為縣隸屬于四川省嘉定府，境內群峰聳翠，尤以峨眉山最盛，他的別號“峨峰”也是得名于此。福州的山雖遠不及巴蜀之地高峻，但泉石清趣間，另有一番精致。李拔素有雅興，自稱“平生最喜登臨，遇高山輒動仰止之思，所在多屐齒跡”。時隔二三百年，李拔的“屐齒跡”早已難尋，倒是無數的摩崖石刻記錄下他在福州的足跡。

李拔在福州居官三載，不僅城中諸山，連同周邊各邑也都有所流連，所至之處均留有題刻。如果統計出福州現存題刻數量最多的古人名單，李拔肯定名列前茅。李拔曾言：“匪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亦聊以揚榷山靈，備后人之興感云爾。”這句話用來解釋他喜好題刻也是合適的。宋明理學以來，學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借題刻來“揚榷山靈”，實際上也是在抒發胸臆。

李拔不僅自己流連題詠，而且好古敏求，也愛尋找前人遺跡。李拔對登山有著自己的見解，他以為“山以人勝，人以山傳”，“登山而不思追蹤乎前哲，亦與未登山等；追蹤前哲而不得前哲所以獨至之故，亦與未登山等”。在他看來，如果登山時只停留在欣賞自然景觀，就和未登山沒有什么分別了。因此，觀摩前人所留下的那些摩崖石刻，也就成為李拔追蹤前哲的最好方式。

在福州的眾多山巒中，鼓山摩崖石刻最為知名，保留了北宋以來包括蔡襄、李綱、朱熹、趙汝愚在內的歷代名士登臨題詠的數百題刻。李拔還未到福州時，就已聽說鼓山“赤文綠字，遍滿巖壁，稱名跡焉”。等到他來福州上任，尋暇登山后，不禁感慨鼓山“怪石林立，古字爭奇，應接不暇，悉如前人所稱述”，稱“福州城東鼓山，奇特為十閩冠”。

鼓山摩崖石刻中，朱熹在絕頂峰所題的“天風海濤”最令李拔觸動。朱熹是南宋以來學人的精神偶像，李拔登臨絕頂，望海空無際，觀朱熹題字，產生了一種難言的共鳴之情。李拔稱“徘徊周覽，恍然有悟于為學之旨，默識心契，流連不能去”。他在絕頂峰題下了“欲從末由”四個大字，又作仰止亭，銘曰：“我登鼓山，中心仰止。仰止何人，曰惟朱子。”據說在李拔少年之時，父親李汝璋曾以峨眉山勉勵他，說：“為學如登山，徙峨眉之巔則視下矣。倘一徙而止，猶未登耳。”這一次鼓山之行，或許也觸動他早年的回憶。于是，他在山足刻“云程發韌”，在半山刻“毋息半途”，在山頂刻“登峰造極”。這些題刻即是李拔的自勉，同時也向攀登鼓山的學子們勉示讓他受益終生的為學之道。

湯湯者水，錦江之湄

福州府衙在北宋時曾是福州最早的公園，稱為州西園，內有春風亭、春臺館等名勝，園中還設有秋千等設施。每逢初春二月，州西園向民眾開放，供人踏青游賞，成為當時的福州特色民俗，稱為“開花園”。北宋福州知州蔡襄有“草軟迷行跡，花深隱笑聲”的詩句，來形容與民同樂之情。明清之時，這里被辟為公署，不遠處的西湖則成為新的城西覽勝之所。

西湖開鑿于晉代郡守嚴高，后又經歷代開浚，成為福州一大名勝。湖心嶼上有開化寺，寺后有孤山，舊時登臨其上，可盡覽全湖。李拔曾在此題有“湖山勝處”。而今，李拔的題字不復存在，“湖山勝處”卻已成為西湖一景。李拔在西湖還題有“海國蓬萊”“天開圖畫”等，又有對聯多副，今或由后人重刻，或湮沒不存。

時人黃致中有《西湖雜興》詩稱贊李拔：“湖山勝處妙能兼，海國蓬瀛價又添。一代風流賢太守，教人不數太康嚴。”“太康嚴”即創鑿西湖的郡守嚴高，詩人將李拔對西湖文化的貢獻與嚴高相比，顯然是恭維之辭。不過對李拔來說，這些話可能并不受用。在他看來，當初嚴高開鑿西湖，興修水利，才真的是功在黎民社稷，如今棄民利而建為游觀之地，是本末倒置的行為。

李拔認為，即便是風景名聞天下的杭州西湖，當年白居易、蘇軾治湖時也均以灌溉防汛為本，只是“偶爾寄跡，遂成名勝”。李拔在西湖題刻甚多，不少都極富詩意，但讓他最為得意的一處卻是“西湖水利”四字。李拔常有“修葺以供游覽，非當日開湖本意”之嘆，希望以此告知后來者，西湖之維護應以水利灌溉為目的。至于風景名勝，本不必去刻意打造，“大小在心，不在境也”。

西湖之水，由河道通閩江。李拔曾有“福山福水抱城來，助我一段空明”之句，福水所指即此。閩江流經福州南部，至南臺島分為南臺、烏龍二江，所以福州又有“三山鼎峙，兩江環繞”的說法。李拔來福州上任第二年的冬天，巡行盤查下屬十邑，覽各地民情風物，途中經由南臺島古渡口乘船渡烏龍江，觀濁浪排空，題下“龍江飛渡”“江風海潮”等石刻。

李拔所題的“ 龍江飛渡”，是形容其所乘船只乘風而行，頃刻間橫涉江水。隨著時代的發展，古老的渡口早已廢棄不用，“江風海潮”四字也無處可尋。李拔當年在任時，興修水利，疏浚航道，建設橋梁，以為民利；至臨離任時，還對洪山、朝天二橋欲修未能而念茲在茲。而今，渡口雖廢，“龍江飛渡”四字遙對著現代新建的烏龍江大橋，仿佛又添了新的意味。

惠心惠德，惟懷惟思

福州府衙中，舊有衙署園林，為官吏辦事之余休閑之所。園林中陳設，也常常反映出為官者的審美情趣及文人心態。李拔來閩時，曾捐資重修府衙，新增諸多景觀。中有桑園，園中桑樹由李拔親手所植。他還在內署中養蠶，“良絲厚繭，俱有成效”。李拔在府衙中種桑養蠶，并非出于個人愛好，而是以親身示范向福州民眾推廣蠶桑。

福州瀕海，人們大多以漁鹽為業，在李拔來閩之前，絲織品均購自外省。李拔是蜀人，對種桑養蠶繅絲均有了解。他發覺福建土沃桑肥，天氣宜蠶。他自己試著種養成功后，便將蠶種及繅絲器具分發各縣，大力推廣。李拔還著有《蠶桑說》，教授人們養殖技巧。方志有載：“閩知養蠶，實自拔始，功尤偉矣。”除養蠶外，李拔還著有《種樹說》《種棉說》等，“凡民間水利、農田、桑麻、樹畜之事，一一經記而董勸之。”

清同治年間，左宗棠督辦閩務，延續李拔創下的舊制，創辦桑棉局（后改農桑局），分設蠶務學堂及育蠶、繅絲各傳習所。當時福州設有浙股蠶業學堂、粵股蠶業學堂、蠶織女學堂、勸教公桑公所等處，養蠶業繁榮一時，蠶絲成為福州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至清光緒末年“年約值銀二三千兩”。而這些，都應歸功于李拔首倡之功。

李拔承自家學，以經世致用為章法，主張“文章、經濟，合而為一”。李拔曾言：“某，西蜀庸材，起自田間，于民生利病之源，知之甚悉。”在他還是秀才時，他就遍觀遠覽，總結治理辦法，認為“人之治天下也，如治其家然”，自信如果有機會治理一鄉一縣，一定可以使他的設想大行其道，教化一方百姓。后來他以長陽知縣起家，所到任之地，莫不政績斐然。

李拔將治民之法，概括為養與教二字，言：“治世何術？曰養，曰教。教養何道，曰農桑水利，曰詩書禮樂。”養是教化之本，教則是長養的目的。李拔家族以其曾祖以來，課徒授業，尤重教化。李拔不僅號召福州各邑興義學，設書院，還常常親自到城中的鰲峰、崇山二書院講學。人們常言“百無一用是書生”，他則以榕樹為喻，稱“予惟榕之為木，大而無用。然枝葉婆娑，猶蔭十畝”，希望學人樹立遠大志向。

李拔認為“人生德業，以志為主”，常以程頤的“舉業不患妨功, 惟患奪志”一語來訓導學子，反對為考取功名“束發而授書，挾冊而呻吟”的無用之學。據說，李拔早年就是以“立志不在溫飽，青紫拾亦偶然”來自勉。后來李拔的長子李元模雖高中進士，卻不愿為官，絕意仕途，回鄉創辦了印清書院，將畢生精力放在了教書育人上。李元模的二子李錦源、四子李宗濂也都高中進士。犍為縣清代共有九位文進士，四位都出自李拔家族，留下了“一門四進士”的佳話。

李拔自稱其“少時樵子，中參名士，晚師循吏”。所謂“循吏”，即循良之吏，奉職守法、清廉賢能的官吏。他在府衙冰鑒堂題有一聯：“稱物情以平施，有己求人，無己非人，責人必先責己；顧民巖而思畏，天視民視，天聽民聽，欺民即是欺天。”至今看來，依然發人深省。

太守之去，何時復來

乾隆二十六年（1761）除夕前三日，正值新年將臨，福州城中一片喜樂景象。逢此佳節良辰，身處福州官署中的李拔卻難抑思鄉懷親之情，提筆而書：“鎖篆官齋景物清，朝來休休動閑情。疏梅獨樹篩香影，密竹連叢戛玉聲。報國無才添素發，思親有淚濯塵纓。乞身好趁東風轉，一棹西川綠水生。”此時，年近半百的李拔在外居官已達十余載之久，年歲既長，思鄉情切，恨不得馬上告老歸鄉，乘船回到四川。

在福州任職期間，李拔屢次上書，請求告老歸鄉，奉養高堂，但始終未蒙允許。一日公事之余，李拔念及此事，想起了晉代的名士張翰，口占一詩：“閩海由來云水鄉，誰云吏隱好徜徉。思歸不為鱸魚膾，拍案瓶花墮印床。”當初，張翰在洛陽為官，一日見秋風起，忽然想起此時家鄉吳江水漲，正值鱸魚肥美，嘆息道：“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辭官還鄉。時代不同，李拔自然不能像張翰這樣瀟灑，同張翰一樣“恨難禁兮仰天悲”的思歸之情，他卻只能“拍案瓶花墮印床”。

更讓李拔“恨難禁兮仰天悲”的是，最后讓他得以去官歸鄉的竟是慈母去世的一紙訃告。悲慟欲絕之下，一句“幾度思歸歸未得，臣忠子孝兩途窮”，蘊含多少人生的無奈。尤其令人感動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李拔依然牽掛著福州百姓，感嘆“設施未竟，遽遭母喪，內不能孝于親，外不能益于民，日夜腐心，曷其有瘳”。在他主持編纂的《福州府志藝文志續編》中，他將他的治理經驗一一記錄，期待后世守官能夠有所借鑒，受益于民。

李拔奔喪回蜀后，福州士民念其在任的功德，為他立“李公去思碑”以示感激。李拔在閩時，喜游閩山閩水，流連題詠，及至去后，百姓也將這位廉潔循吏視如高山般巍峨，如江海般浩渺。時人作古詩十二章，中有一章：“巍巍者山，遙瞻峨眉。湯湯者水，錦江之湄。惠心惠德，惟懷惟思。太守之去，何時復來。”后來，李拔丁憂結束后，又受命在湖南、湖北為官，并未再來福建。

李拔官終荊施宜道，卒年六十三歲，歸葬于犍為縣舞雩鄉。這個地名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論語中的“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宋儒周敦頤開示學人，“每令人尋孔顏樂處”，李拔以為“昔曾點志在春風沂水，曾見契于圣人”，甚是推崇。昔日，李拔登臨福州鼓山時，也曾在靈源洞題有“尋樂處”三字，而今鼓山游人絡繹不絕，不知又有幾人，可得李公真樂之意？

（摘自《閩都文化》2018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