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澤縣：山頭“三變” 田地“生金”

與鄰省村莊攜手開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改革試點后，光澤縣山頭村再造農耕模式，引入專業企業，實現脫胎換骨的蛻變

山頭“三變”田地“生金”

□邱盛林 邱洪福 蔡軼丹

金秋收獲季節，光澤縣寨里鎮山頭村傳出“水稻平均畝產650公斤”的喜訊——這意味著，在此開展四年多時間的“三變”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取得了來之不易的成績。

山頭村是福建省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村之一，與江西省貴溪市樟坪鄉西排村山水相連。2017年底，分屬閩贛兩省的兩村因攜手開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聲名鵲起。四年多時間過去，當地發生了哪些變化？改革又經歷了哪些困難，取得了什么經驗？筆者日前走進山頭村，一探究竟。

兩省兩村一公司

土地是農民的根。山頭村三組的熊建彬全家都在福州做生意，每月有幾萬元收入，可家里6畝承包田卻一度成為他揮之不去的心頭之患：不能拋荒，出租又沒人要。

改革之前，分屬兩省的兩個村莊都被這種“人走田荒”的陰影所困擾，村民都期盼將拋荒、半拋荒的田地和路、溝、渠等資源盤活，統籌耕作經營，讓在外的人放心，讓留守的人賺錢，讓村集體增收。

“三變”改革帶來了春風。2018年初，光澤縣和寨里鎮根據中央《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在前期多方接洽商談的基礎上，以“撥改投”方式，分別投入400萬元和200萬元，山頭、西排兩村通過盤活資產，分別以路、溝、渠、壩等經營性資產折資投入200萬元，撬動江西省貴溪市大三元公司投資1000萬元，共同組建“福建綠興惠民生態農業有限公司”（下稱“綠興公司”）。

公司先吸收山頭村900畝、西排村180畝耕地折資入股，從而實現了“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的“三變”改革。除了少數村民以及自留的口糧田、菜地外，兩村入股公司的家庭和耕地比例達90%。

公司種田 省心賺錢

“公司來種田，省時省錢省心還賺錢。”——這是山頭村一組村民童紀財得出的結論。2018年，他把自己9畝田全部入股公司，還承包種了公司38畝田，當年就獲得8萬元的純收入；熊建彬的心也放下了——自己的田有人幫種，每年每畝能收到400元租金，還另有分紅。

公司種田，不是簡單的變分戶經營為集中經營，而是一場對傳統農耕模式的再造：生產上，實行分戶作業，以產量計酬，避免吃“大鍋飯”；在服務上，實行供種、供肥、供藥和技術指導、收購價、加工、銷售“七統一”，讓耕者專心種田；技術上，聘請省農科院專家當顧問，縣里下派科技特派員常年指導；品種方面，公司全部選種優質稻和富硒稻；銷售方面，變賣稻谷加工精米包裝銷售，并在插秧之前就拿到了訂單。

2018年當年，其中山頭村集體經濟年收入就由之前的19萬元增至35.8萬元，入股農民每畝田增收1000元以上，還能獲得公司分紅，不少承包種田的村民還有工資收入。改革解決了閩贛兩村“人走田荒”、集體增收難、種田收入低的問題，還使兩個邊界村親如一家人。

迎難而上再升級

跟所有改革一樣，“三變”改革也不可能一帆風順。

2020年，產品訂單因疫情等原因突然中止。當時正值年末歲首，大米賣不出，公司拿什么給股東、股民交代？火燒眉毛之際，來光澤對接幫扶的廈門大學后勤集團一行救了急，當場承諾先購5萬斤大米。此后，綠興公司的大米幾乎都由廈門大學包銷。

幫扶政策也來了。2021年5月，國家發改委等30個部門聯合印發《關于繼續大力實施消費幫扶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要加大實施消費幫扶，并把它作為促進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舉措。

雖然有驚無險度過這次銷售危機，但綠興公司也吸取了教訓。在廈門大學幫扶下，公司開始調整經營模式和產品結構。把單一種富硒稻、優質稻的種植結構調整為稻菜、稻果輪作；把公司“包打包唱”的經營模式調整為聘請“能人”，讓外地企業帶資金、技術、銷路來公司租地經營。

憑借改革試點村的名氣、優越的生態環境和扶持政策，今年已經有一家水稻制種公司與綠興公司開展合作，其中的500畝制種田喜獲豐收。

記者手記>>>

做好“三變”的后半篇文章

□福建日報記者 張輝

“三變”改革試點開展以來，山頭村的生產、經營模式發生深刻變化，在給當地老百姓帶來實打實的收入和獲得感的同時，也遇見了一些成長的煩惱。

例如，農業生產仍然擺脫不了“人做天收”“看天吃飯”的風險，一家外省公司在此租種550畝蔬菜后，頭季玉米遭遇洪澇、二季的茄子和茭白又逢干旱；又如，因駕馭市場能力所限，好山好水種出的好糧食、好蔬菜，卻因市場風向變化，隨時都有滯銷的隱憂……

既然是改革“試點”，其任務就是為改革探路，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從而解決問題。作為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新型農業主體，“綠興”公司所面臨的煩惱，可以說是大部分農村農業公司、合作社、家庭農場、大戶等新型經濟組織共同面臨的難題，也是下一步改革發力重點之所在。

必須肯定的是，以“三變”為代表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激活了農村沉睡的資源資產，賦予了廣大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廣大農民通過與社會資本、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構建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深度參與農業現代化進程，充分共享農業產業鏈增值收益。產權制度改革明晰了產權，激活了產權，優化了利益分配機制。但是，這僅僅走出了第一步。如何做大“三農”發展蛋糕，真正實現農民增收、農業增效、農村富裕，是“三變”后半篇文章的核心課題。

農業生產經營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看天吃飯”“豐產不豐收”“好產品賣不出好價格”等問題，依然是現代農業發展中老大難的問題。我們不僅需要更多的“廈大”提供訂單支持與對口幫扶，更需要重塑農業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推動人才、資金、技術、渠道等資源下沉鄉村，賦能農業發展，讓農村經濟發展、農民增收致富更有底氣。

由此可見，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是一個系統性工程，絕不能“一股了之”，更要做好后半篇文章。既要真正激活產權，尤其是通過產業高效高質發展，持續增強股份的增值與變現能力；更要有效發揮農業保險等工具的作用，完善風險保障機制，盡量避免讓農民“入了股卻虧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