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恢復商業捕鯨事件始末 日本恢復商業捕鯨會有哪些影響

7月1日上午，捕鯨船隊從山口縣下關市港口啟程，開啟為期數月的捕撈活動。隨著捕鯨船魚貫出港，在日本被“禁閉”31年的商業捕鯨全面開禁。

這一消息引起輿論關注，特別是一些環保人士，甚至驚呼日本又要制造一個“海豚灣”？既然已禁止了30多年，日本為何要取下“封印”，重操舊業？

“身在曹營心在漢”

重啟商業捕鯨始于2018年日本驚世駭俗的“退群”決定。

2018年9月，在巴西召開的國際捕鯨委員會（IWC）大會上，日本提出重啟商業捕鯨提案，但是遭大會否決。這是日本數次重提放開商業捕鯨卻又數次被拒的其中一次而已，不過或許是把日本“逼上梁山”、最終拋棄組織的最具決定性的一次。

日本在1951年加入國際捕鯨委員會成為“會員”。1986年，IWC通過《全球禁止捕鯨公約》，禁止締約國從事商業捕鯨。日本在兩年后，即1988年停止商業捕鯨。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當時，支持捕鯨的國家認為，一旦各國就可持續捕撈配額達成共識，這條禁令就能解除。誰知，30多年來，這道禁令幾乎變成準永久狀態。

日本顯然“身在曹營心在漢”，雖然受到公約束縛，卻一直想突破制約，恢復自由身。它屢屢以小須鯨等部分鯨魚種群數量回升、相對充足為由，反復向IWC提議重啟商業捕鯨。同時，日本還極力推進委員會就可持續捕撈配額達成協議。但是遭到歐盟、美國和澳大利亞等成員反對，始終未果。

在日本看來，IWC須承擔保護和利用鯨魚資源的“雙重職責”，但IWC部分成員僅關注鯨魚保護，卻拒絕準許合理利用這類資源。

于是，安倍政府在2018年12月26日不再拖延，果斷宣布“退群”。成員資格會在半年之后，也就是2019年6月30日終止。而商業捕鯨活動也在次日即7月1日（昨日）正式恢復。

共同社稱，這是日本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退出的第一個主要國際組織。

分析人士認為，日本之所以會“離經叛道”，可能是意識到在IWC框架內尋求重啟商業捕鯨的希望已經渺茫。因為若想重啟商業捕鯨活動，須獲得IWC四分之三成員的認可。但是，目前在IWC 89個成員中，半數以上持反對態度。考慮到批準門檻很高，所以日本決定以“退群”來擺脫制約。

自民黨的加分項？

只是日本為什么那么迫切渴望恢復商業化捕鯨？不惜“自毀形象”也要孤注一擲？

日本農林水產大臣吉川貴盛給出一條很實惠的理由。他說，食用鯨肉是日本的傳統飲食文化，希望重啟商業捕鯨能夠帶動地方經濟復蘇。

在專家看來，日本重啟商業捕鯨背后不限于此，包含多重考量：經濟與政治利益、文化因素乃至國家戰略。

日本是高度依賴漁業資源的國家，捕鯨活動已形成頗具規模的市場。僅太平洋沿岸地區，日本就有捕鯨船1000艘，捕鯨業還關聯大約10萬日本人的生計。若放開商業捕鯨，會給日本漁業等相關行業發展帶來利好。“如果鯨魚肉能更容易獲得，價格就會下降，大眾消費也會增加。”一名鯨魚肉加工者說。據日媒報道，鯨魚肉預定于2019年8月底前后上市。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陳友駿認為，在國民經濟層面，日本重啟商業捕鯨可能還想實現兩個目的。一是日本國內糧食自給率很低，未來若能把鯨魚肉搬上餐桌，多少能填補食物供需的缺口。日本《每日新聞》稱，二戰之后，鯨魚肉曾幫日本人熬過缺糧時代。據農林水產省統計，日本1962年度鯨肉消費量達23萬噸。

二是通過商業化捕鯨推動農林水產品的出口戰略。“鯨魚肉可以作為未來日本高級食材出口的主要抓手，并以此擴大日本的農林水產品對外出口。”

上海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資深專家、上海交大日本研究中心顧問王少普還補充道，鯨魚生存需要捕食大量其他魚類，比如藍鰭金槍魚、秋刀魚和烏賊等。一頭巨鯨一天消耗近兩噸食物，再加上鯨魚成群活動，不利于海洋漁業資源發展。

經濟好壞自然與政客的選票和仕途深度捆綁。日本媒體稱，來自傳統捕鯨地區的自民黨議員等要求“退群”恢復商捕的呼聲高漲，這也構成了安倍政府作出決斷的背景。

眾所周知，在日本政治版圖中，從事農林漁業和出身農村的選民是自民黨的重要票倉，自民黨自然不會放棄。而且為了選票，自民黨一直在給農民與漁民高額補貼。要知道，日本國會參議院選舉即將在本月舉行，在月初“適時”重啟商業捕鯨，對自民黨來說未嘗不是一個加分項。

“捕鯨情結”驅動？

除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考慮外，文化因素或許也是日本執意恢復商業捕鯨的驅動力之一。

據日本《每日新聞》報道，日本自繩文時代就有捕鯨文化。“日本將捕鯨和食用鯨魚視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日本沿海地區的許多社區從事捕鯨活動已綿延幾個世紀。”BBC報道。

在這一文化背景下，日本民眾有著很深的“捕鯨情結”。據BBC援引的數據，日本此前每年捕撈約200至1200頭鯨魚。

日本政府2018年調查發現，大約7成日本人支持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還有報道稱，大多數日本人認為國際社會反對捕鯨是“日本受欺負、日本文化不被尊重”的表現。

“盡管受到外界一些非議，但日本確實有捕鯨和食用鯨魚肉的傳統。”王少普說，日本此前一直以科研名義，在南極海域及西北太平洋捕獵鯨魚，只是在數量和品種上受到控制。如今，日本把原來的科研捕撈轉變為商業捕撈，可以用來銷售，在市場上流通。

有評論指出，鯨魚是沿海漁民的傳統食物，但是擺上日本普通民眾的餐桌卻是二戰之后的事。上世紀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鯨魚成為日本最大的單一肉類來源。但由于1986年實施捕鯨禁令，鯨魚肉價格被推高，從此變成一種奢侈食品，食客逐漸變少。而在“嬰兒潮”時期出生的日本人，對鯨魚仍有一定程度的懷舊之情。

戰略轉變的開端？

開禁商業捕鯨最深層的動因或許還牽連戰略問題。

從日本2018年底罕見“退群”可能就顯露端倪。二戰后，日本幾乎沒有脫離國際組織的先例，“此次罕見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對于一貫重視國際合作的日本來說是一次重大戰略轉變。”日本共同社評論道。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副會長陳子雷指出，日本懷揣海洋強國之夢，但在實現過程中，日本一直覺得受到挑戰，特別是在涉及海洋權益方面，比如圍礁造島（日本曾想把沖之鳥礁變成島）就受到批評。商業捕鯨涉及海洋動物保護問題，為了獲得捕鯨的權利，一向謹遵國際組織規則的日本也不惜選擇退出IWC以重啟商捕活動，說明日本不愿再受到約束，透露出日本對待海洋事務的態度在趨于強硬。至于日本是否在推動戰略轉型，值得觀察和關注。

陳友駿認為，重啟商業捕鯨只是一個戰術動作，背后則隱含一個更為綜合、更為龐大的戰略計劃。一方面，在涉海問題上，日本希望未來能在海洋資源的利用開發方面實施大規模投入，恢復商捕能為以后開發和利用海洋資源做好鋪墊。另一方面，日本的國家戰略定位就是海洋國家，它志在成為海洋大國，希望依托海洋問題入手，在全球政治經濟舞臺上取得引領和決策地位，而重啟商業捕鯨只是個開端。（解放日報記者 廖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