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官方欲打造“軍情六處” 欲擺脫“戰后體制”

日本是情報大國嗎？聽到這一問題，很多人會下意識地想起日本間諜，想起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前潛心搜集中國情報的歷史——幾十年組織嚴密、計劃周全的情報活動令人不寒而栗。不過，日文中的“情報”與中文意義有所不同，它更接近于“信息”。從這個層面說，日本的情報活動的確強大，各行業與情報有關的事物層出不窮，有人用“全民情報”來形容，而這種做法也確實是全行業的。作為一個群體，日本人似乎有一種“情報”情結，從日本人在各種場合習慣性地拿著小本子記錄可見一斑。這是日本特色，也是日本傳統，戰后日本經濟的崛起，就與商業情報收集有莫大關系。另一方面，就傳統情報概念活動而言，近些年日本也在加快走向“情報大國”步伐，今年4月更是提出要打造日本的“軍情六處”，力圖在情報領域擺脫“戰后體制”的限制。

日本人的“情報癖”

《環球時報》記者不久前去日本采訪，在東京一個日本人家里無意間看到一本書《中國重要人物事典》。這是日本每年更新的暢銷書。該書分為3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成為中國黨政軍領導的資格和條件;第二部分是中國黨政軍領導人名錄;第三部分是中國最重要820個人的詳細資料。細看發現，中國的黨政要員、區縣以上人大、政法等領域的人名、簡歷盡在其中。

這本書所顯示的日本人的細致認真令記者感受深刻，但更令記者感興趣的是日本的“全民情報”現象：成年日本人衣兜里總裝一個小本和一支筆，開會時不停地記，聽講座時不停地記，偶然看到什么或想到什么也都馬上記下來。

日本人為什么這么愛記？記者的日本朋友小林這么回答：中國有句老話叫“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同樣道理，我們記東西也是怕過會兒就忘了。另一個原因是，一一記錄便于事后“梳理”。第三是“記錄是打開身體的開關”。小林說，公司如果開一個很長的會，不記錄的話很容易走神，可能一會兒就開始琢磨午餐吃什么？周末去哪兒玩？人嘛，都一樣!手里記點什么就好多了。

日本人不光喜歡在本子上記，還喜歡在名片上記。初次見面交換名片時，日本人會在簡單交流中詢問對方是哪個學校之類詳細信息，然后隨手寫在名片的空白處。有相熟的日本朋友說，這樣做的好處很多，首先可以在短時間內判斷一個人的教育背景，由此推測其社交圈子，甚至可以以此為線索聯想到A某和B某的關系等等。

其實，日本人的細致以及對記錄和書寫的鐘愛從小就有跡可循。日本小學生進入教學樓之前都要先脫鞋，把鞋規規矩矩地擺在鞋架上，為了避免小孩之間拿錯，會在鞋上寫上名字。同理，文具上、手絹上、制服上等都會寫上名字。小學生去校外參加社會實踐課人手一個“工具袋”，塑料板的正面夾著活頁紙，側面綁著鉛筆，上面有個吊繩掛在脖子上以便學生邊走邊記。

日本社會對“情報”一詞也鐘愛有加，如各地以情報命名的大學——“東京情報大學”“北海道情報大學”“新潟國際情報大學”等。情報學會也遍布各行業，像“情報處理學會”“日本醫療情報協會”“社會情報學會”“經營情報學會”“教育系統情報協會”等。

需要說明的是，“情報”一詞在日文中的寫法除了采用繁體字之外，與中文并無兩樣，但意思有很大不同。大多數情況下，日文中的“情報”翻譯成“信息”更合適。如日語詞匯“情報化社會”“情報公開”等，指的就是“信息化社會”“信息公開”。正因為如此，日本企業(中國)研究院執行院長陳言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他對日本從來沒有過“情報大國”的印象。他說，日本比較注重收集信息并加以分析，但這不是傳統意義的情報，也不算諜報。

聽日本商人講信息收集

“情報收集是日本全行業的職業能力，依賴情報進行生活是全民習慣。”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學者盧昊對《環球時報》說，日本的情報收集類型多樣，分門別類齊全且有連續性。日本很早就有這樣的一套資訊管理體系，在亞洲沒有哪個國家能與其相比。他說，日本文化傳統看重細節，雖然戰略上不行，但在細節上能夠做到極致。日本企業常常用“非常成功”評估其海外投資，就是前期情報收集使得其決策更科學。

“獲取情報(信息)的能力直接關系到生意本身的成敗”，這是日本企業經常提到的信條。兩年前入職某日本化妝品公司的中國員工周雨去年被總部派到上海接受短期培訓。她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她在培訓期間，隨手記錄各種數據，比如店面銷售額、銷售量、暢銷產品以及用戶反饋等。為撰寫培訓報告，她花了很大心血和精力，因為公司不喜歡“引用”和“轉述”。“這些才是最有說服力的。”她說。

在某日本商社工作十余年的員工山口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就他們獲取信息的渠道而言，首要還是報紙。與網絡相比，報紙的優勢非常明顯，上面的信息是經過嚴格篩選的，可信度高，而且會根據信息的重要程度安排版面，甚至通過不同字體和字號表現出來。 “獲取信息的另一大途徑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客戶”，山口說，“我們會經常與客戶進行交流，然后把客戶的看法及時反饋給總部，這種一手信息尤為寶貴。”

不過，隨著以IT技術為中心的網絡科技日益發展，信息的不對稱性越來越小，日本國內開始出現“商社斜陽論”和“商社不要論”等聲音。“那些‘商社不要論’的鼓吹者并不真正了解商社，商社不僅要參與生意，更要通過獲取信息發現新的生意，提前幾年甚至幾十年就開始前期投資，怎么可能不要呢？”中村是日本某商社部門負責人，在商界打拼已久的他對“情報”有著很深認識。中村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商社的大職能和大優勢依然是“獲取信息”，得益于商社的綜合性，掌握的信息可以跨部門共享，在相關領域的信息收集能力，日本的綜合商社甚至比政府部門更強。

日本有哪些情報機構？

拋開信息層面不說，在傳統意義的情報收集上，日本盡管一直不遺余力，但深究起來它并沒有中情局、克格勃、摩薩德那樣著名的諜報機構。自二戰結束后，其情報機構就分散化了。

專門詳解時政新聞背后情況的日本網站“The page”本月初發文介紹稱，日本的主要情報機關是日本警察廳警備局下面的警視廳公安部和公安調查廳。此外，還有日本內閣情報調查室、外務省國際情報統括官組織、防衛省的情報總部。這些加在一起構成了“日本內閣情報會議”。文章稱，在日本，被民眾認為是“情報機關”的地方，一般主要指警視廳公安部和公安調查廳。

《東京新聞》曾報道稱，日本情報工作可分為兩種，一種是防止本國情報泄露的反間諜工作，由“公安警察”承擔;另一種是主動獲得外國情報的“對外諜報”工作，主要由外交人員承擔。

實際上，日本企業在情報收集上也有很強的實力。戰后崛起過程中，日本企業這方面的做法就令美國印象深刻。曾任美國中情局國家情報委員會副主席特別助理的赫伯特·梅耶，描述過日本公司的活動：“每家日本公司的每個分公司都像真空吸塵器一樣，從技術和時事雜志上，從有日本高管參加的工業和科學會議的學術報告里，甚至從晚宴或高爾夫球場上聽到的流言蜚語中，搜集情報、數據、文件、手冊和文章。其中一些貿易公司的活動非常頻繁，三菱在紐約的情報人員占了曼哈頓一棟摩天大樓的整整兩層。”

根據中情局1987年解密的報告《日本：海外情報與安全服務》，如何獲取包括石油和食品在內的外國原料情報和美歐科技發展的詳盡情報等，是日本的優先目標。報告稱，日本情報機構80%的資源用于美國和歐洲，集中于高科技領域;搜集情報的主力是半官方機構，如日本通產省、日本貿易振興會和日本跨國公司。中情局評估認為，日本公司的情報能力完全相當于一些小國的情報部門。

官民合作是日本情報傳統

盡管日本在二戰后的主要情報資源用于經濟和科技領域，但日本的保守政治家并不是不想建立一個類似中情局的情報機構。戰后日本著名首相吉田茂曾著手這一工作，但由于其左右手緒方竹虎的早亡以及日本國內輿論對戰時迫害的恐懼，這一計劃并未成功。安倍2012年上臺后，加快了這方面的步伐。今年4月，日本政府提交一份成立日本版“軍情六處”的建議書，提出新設一個情報機構，主管海外情報收集。

但日本對華情報工作一直在進行。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的一名學者對《環球時報》說，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日本情報收集都帶有全民性質。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情報很大程度上都是從中國周邊間接獲得。由于中國對日采取“人民外交”方針，日本外務省還和一些訪華的民間人士合作。1972年后，面對龐大的中國，日本繼續用官民合作的老辦法收集情報。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后，一些日本民間調查機構不僅接受企業委托，也與日本政府合作。此外，日本民間企業或企業協會也會頻繁對中國某些方面或行業進行調查，這些調查絕大多數都是公開的，但其細致和深入程度遠超我國公開發表的報告。

一名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就到中國創辦貿易公司的日本商人去年接受記者采訪時透露：近年來日本在華企業喜歡通過獵頭公司尋找“本人或有親戚、同學等在中國政府內任職的人才”，一來想通過“關系”獲得實際利益好處;另一方面想拉攏政府人員套取商業機密。這些機密即使和自己企業商業運作沒有關系，也可以高價賣給他國企業。

最近，日本間諜在華被捕事件接連曝光，不能不引起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