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歲女孩把父親告上法庭 只因他從來沒有回來陪過自己

留守的孩子一個人在炕上玩。

兩位老人各自照看自己的孫子，孩子的父母都去新疆打工了，一年只回來一次

盧佳雁把父親告上了法庭，只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回來陪過自己。

很難說這個小女孩兒的愿望是簡單還是復雜。走上法庭的時候她7歲，在一個沒有父親的世界里留守了整整7年。她出生的第15天，父親趙兵偉離開了，丟下句“要去找活”，從此再無音訊。訴諸法律幾乎是她走出困境的最后一條路。

1991年，中國加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就明確提出父母雙方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應該“將兒童的最大利益視為主要關心的事”，兒童與家人團聚的權利成為早就立下的文明標尺。但現在，對于不少孩子來說，與父母團聚還是一種奢望。

在盧佳雁長大的貴州畢節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黑石頭鎮，像她這樣的留守兒童有841名。在畢節，這個數字是26萬。在全國，婦聯曾經在2013年的一項研究報告中測算，有6100多萬名兒童在缺少父親或者母親的環境中成長，根據最新的留守兒童摸底情況，902萬名16周歲以下的孩子父母雙方皆外出務工。

這些孩子以各種方式盼望著父母回家。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的關愛留守兒童晚會上，來自江西的留守兒童在舞臺上呼喚遠方打工的父母。重慶渝北區教委曾組織全區的500名留守兒童代表給爸媽寫信，希望他們不要加班，回家過年。湖北十堰市的一個9歲小男孩把呼喚登在了報紙上：“爸爸媽媽，你們在哪兒，我好想你們！”

近日，經國務院批準，以“合力監護、相伴成長”為主題的農村兒童關愛保護專項行動，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底由民政部、中央綜治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部門在全國聯合開展。民政部部長黃樹賢表示，在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中首先要著力解決監護缺失問題。對不履行監護責任的父母，要依法予以訓誡。

而在此之前，盧佳雁和家人就決定把她的父親趙兵偉告上法庭。

消失的父母

開庭的日子定在2016年3月26日。

趙兵偉最終也沒有出現在被告席上，一如此前缺席了女兒的人生。法庭觀眾席也幾乎空著。對于這個小鎮的大部分居民來說，這只不過是個陽光很好的普通冬日下午，要趕緊做點兒晾曬家事。

在人口不到5萬的黑石頭鎮，一個孩子被父親撇在了家里，這算不得什么稀罕事兒。

自從上世紀90年代末有人走出大山開始，這個藏在云貴山區深處的小鎮就源源不斷地向外輸送著勞動力。截止到今年7月，根據鎮政府的統計數字，鎮上還有475戶家庭的日常生活中缺少父親或者母親。

鎮子的核心是一條街。整條街上的人都沾親帶故。那是繁華的所在，畫著還珠格格的塑料盆和不銹鋼鍋碗從店鋪的卷簾門里漫到了街上。牛車路過少數民族婦女的高高背簍，又被音樂震天的摩托車超過。

晚上，卷簾門拉下，街道顯得有點空蕩。老人抱著年幼的孫輩對著電視，青少年則三三兩兩聚在某處路燈光里。

手機的藍光照亮了他們的臉。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調研時，經常在鄉村漆黑一片的夜晚看見這種藍光。“到處都是這樣玩手機的孩子”，離家的父母“覺得實在虧欠”，就會給他們買手機，而孩子也確實沒有別的事可干。

“對于留守兒童來說，家庭教育的缺失是很難彌補的。學校的教育是為了考試，一個人對社會的看法，對人的看法，都是由父母決定的。”從10多年前就開始關注留守兒童問題的葉敬忠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年輕人的人生觀價值觀，會影響社會未來的穩定。”

葉敬忠的擔心，得到相關研究的證實。在美國心理學家約翰·鮑威爾看來，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嬰兒應該與母親或穩定的代理母親之間有連續不斷的溫暖、親密的關系。而且一旦錯過關鍵期，兒童依戀難以重新建立，個體會出現情感不穩定的狀況，面對挑戰時也容易出現易怒情緒。

可如今，向外流動的人潮沖散了穩定的家庭結構。孩子與父母之間的親密關系正在喪失立足之地。

與外出務工父母的短暫分離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一項針對河南北部農村的問卷調查顯示，26.2％的農民工一年或超過一年才回家一次，29.7％的在外務工者一個月或更長時間才通過手機等通信手段與家人聯系一次。由于夫妻長期分居，情感淡化，“空心村”婚外戀呈現出增高的趨勢。

農村閃婚的風俗正在蔓延，離婚率也在不斷攀升。在流出人口最多的四川省， 離婚數量連續六年全國第一，部分農村的離婚率已經高出城鎮水平。

在中國農村，趙兵偉的離家出走并非個例。在畢節七星關區田坎鄉茨竹村，記者曾發現151名留守兒童中，有43名兒童的母親那一欄標注的是無聯系、失聯、離家出走未歸等字樣。而在湖南省邵陽縣黃荊鄉，失去母親的131名在校生中，116人的母親逃婚或者改嫁了。

邵陽縣是國家級貧困縣。根據報道，有相當數量的母親曾遭遇家暴，甚至是被拐賣來的。也有逃離的母親是“追求自我解放”，不愿意留在鄉間受苦。“母愛的本能被貧困擊潰、被經濟大潮淹沒。”有媒體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