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難題：當意外來臨時（3）

“我肯定是要回來的”

最多五年，這是費凡給自己設定的回家期限。

她是上海人，“90后”，名校畢業后赴美國讀碩士，剛留在美國工作不久。2016年圣誕假期回國，父母征求她意見：美國現在挺亂，在那邊也很難穩定下來，要不就回來算了？她問：“你們真的要我回來嗎？”父母默默想很久，說，隨你。

“我能感覺到他們自己心里面是想我回來的。但又很矛盾，因為知道這（在國外工作）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回去的話就再也沒機會回美國了。我媽不希望我遺憾后悔。”而她自己也很矛盾。喜歡現在的工作不假，對媽媽的擔心更真。“她（媽媽）有‘前科’的！”費凡假裝生氣地嘟囔。本科出國交流期間，媽媽動過一個小手術，沒有告訴她。費凡發現后立馬改簽機票回國。

自此有了“心理陰影”。距離就像放大鏡，看不見摸不著的時候，一點風吹草動都能腦補出無數情節，擔心尤其會被放大。研究生最后一學期前，她回國做項目，飛機抵達上海時，只有爸爸來接。費凡心里就犯了嘀咕——平時媽媽肯定也來的。

隨后她得知，媽媽剛剛又動了一個手術。費凡特別生氣，爸爸趕緊解釋：小手術而已。“那時候他們估計也不知道是乳腺癌。”沒過幾天，外婆過世，費凡心里不好受，又擔心媽媽，基本寸步不離。那時，媽媽還要去醫院做各種術后檢查，“等結果的過程非常煎熬。”費凡說。

爸爸先拿到檢查報告：乳腺原位癌。原位癌是癌癥最早期，治愈率較高，世界衛生組織沒有將其列入惡性腫瘤的編碼。費凡當時并不知道，滿腦子都是：“還回去（美國）干嗎呀，研究生也不要念了。”后來知道不那么嚴重，才稍稍放心。

臨走時她強調好幾遍：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訴我。定位軟件也毫不猶豫安到了父母手機上：“只要他們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我就會打電話過去，打到接為止。”現在每天還要和父母微信語音。時差13小時，一端說早安，一端說晚安。每周雷打不動視頻一次。

2016年圣誕回家，同事問她有什么安排。“我說能有什么安排，吃吃飯然后陪爸媽就好了。”費凡還沒有想過父母未來養老的問題，總覺得太過遙遠，但會自然而然地意識到，要陪伴他們。

大學時她每周回一次家，周五早上爸爸會跑去菜市場買一大堆她喜歡吃的東西，然后媽媽燒飯，爸爸開車去學校接她。周末就一起去超市，買零食讓她帶回學校，或者逛逛街、看看電影，全家人一起在外面吃頓飯。

“父母的生活其實都在圍著孩子轉。”同齡人都是獨生子女，費凡看得很清楚。但生活中細微末節的變化，她未必全能體會。

媽媽說，費凡出國以后，家里做飯就只燒兩個菜，有什么做什么，中午沒吃完就晚上接著熱。“女兒在家吧，肯定多燒幾個，中午吃了什么，晚上還要換一換。（女兒一走，）那種熱氣感沒有了。”

中國社科院人口所主編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顯示，因獨生子女與父母分居，日常見面少，影響親子情感交流，是比較普遍的狀況。在受訪分居家庭中，子女與父母每天見面的比例不足30%。近50%的家庭每周或只有每月能見面 。

費凡爸爸對女兒還算滿意：“她也是很戀家的，也是很照顧我們心情的。”媽媽還有一年退休，最近都在做準備，學古箏、學剪紙，想著以后寂寞的時候，能增加一點生活樂趣。

她和丈夫都不愿影響女兒的前程：“基本原則是，如果家庭和費凡的事情有沖突了，事業優先。”

思念卻不是能用理性來分析的。媽媽說：“一家人在一塊，看得見，心里踏實。不然總歸有點牽掛。”爸爸則說，現在都是獨生子女，一個孩子就是一個家庭，孩子離開以后，家庭就有點不完整。他希望至少再過十幾年，到自己70歲左右的時候，費凡能陪伴左右。

“經濟上不需要她承擔。照顧也用不到。還是精神上面的慰藉吧，老了以后可以陪我們說說話，聊一聊。”爸爸說。

“我肯定是要回來的，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費凡說。外面的世界再精彩，父母終究是她最大的牽掛。她的回國計劃甚至比父親的愿望更提前：“最長五年吧。完全是因為我爸媽的原因，還是希望他們開心最重要。”

“希望你們這一代人幸福”

采訪結束后兩天，何倩發微信給澎湃新聞記者：“采訪得如何？老爸吐槽我沒？”

此前她總說，如果父親接受采訪，一定會埋怨她。早在父母退休之前，何倩就被做了好多次思想工作：回云南家庭氛圍更好一點，買房又便宜，父親人脈也廣，安排個工作不太難，認識的人多，解決個人問題也相對容易些……但她喜歡上海，不肯回去，又至今未成家。此前種種雞零狗碎，吵架也不知多少次，最嚴重的時候，差點就要脫離父女關系。

“還真沒有。”記者回復。

何倩父親的原話是：“肯定希望（她會來幫我）嘛。但她有事業心，做到現在不容易，也有一點光明的前景。個人問題雖然還沒有解決，但她也不是心灰意冷了，自己也很用心的。她也理解我，說到上海去，我講得難聽一點就像關在籠子里。我也不甘心。……這個怎么說呢，互相理解吧。她反正每個月都回來看她媽，也是辛苦得很，孝心這個方面還是不錯的。”

他希望妻子的身體好轉，能夠站起來，也把自己心態、身體調整好，還是待在云南。實在沒辦法，如果上海有更好的醫療條件和康復機構，或許也只能先去上海。經濟上他暫時還不需要女兒的幫助，覺得精神上能經常交流就行。

微信對話框那頭的回復中斷了。良久，何倩發來一條消息：“看到你發的這兩條我爸的話，眼淚立馬下來了。”

20多歲時她心懷怨念，覺得相比起有哥哥姐姐的同齡人，自己作為家中獨女，連要承受的愛與關心都多得過分，也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去獲得自我。30歲上的她有所體諒，覺得回家“被管”并非不可，只是要明確自己能做什么，可以既做喜歡的事情又能兼顧照顧父母。“現在這個想法更加明確，肯定是愿意回去。”她說。

周霖也在慢慢調整。此前為母親撿垃圾的事，她總是著急上火，周祎與她爭執過幾次，說外婆是病人，不能拿正常人的行為去比較，卻也不敢說太多：“大家的出發點都是希望老太太好。我媽作為主要照顧者，我還是要考慮她的主觀能動性。她要是哪天說，行，我不管，你管吧。那我就傻了。”

現在他每天晚飯后來外婆家，陪她聊天、唱歌、做手工，玩游戲，走之前就把陽臺上的大包小包廢品一起帶走。母親周霖在一邊哄外婆：“你撿的這些有用！還洗這么干凈，可以送人的，讓他（周祎）拿去送人。”

客廳的桌子上放著《兒童創意涂色》，田字格字帖，和一百以內加減法的算數題本。頁面的左上角總有紅筆批注的分數，都是周霖批的。電視后面的墻上貼滿了獎狀。“我們跟她說是街道啊、老齡辦發的，她可高興了。”周霖側過臉來半捂著嘴悄悄說，笑中帶點狡猾。

隨即她又轉過頭沖著母親，揚高了聲調夸：“穿的花衣服好漂亮噢，小章（指記者）都覺得你好看！”母親滿面笑容，抓住她的手。她依過去，摟一摟。“現在我叫她乖乖，她叫我寶寶。”周霖語調里帶著點苦盡甘來的得意。

耳濡目染，周祎希望未來也能像媽媽對待外婆那樣照顧媽媽。“但我不可能做到她那種程度……”話音未落，被周霖打斷：“關鍵我是退休了的。”她掰著指頭算：母親25歲生她，80歲生病時她55歲，剛好退休，如果自己在同樣的年紀生病，兒子還在工作，肯定顧不過來。

她轉向兒子：“不管父母當年是怎么含辛茹苦把你帶大，他們最終的愿望，就是希望你們這一代人幸福。”周霖又轉過身對著記者，語重心長：“國家把養老事業發展好，才是解放80后、90后這一代唯一的出路。”

2016年6月27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關于開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的指導意見》，在上海、南通、成都等15個城市展開試點，探索試行長期護理保險制度。

長期護理保險是指對被保險人因為年老、嚴重或慢性疾病、意外傷害等原因導致身體功能全部或部分喪失，生活無法自理，需要接受長期的康復和護理，接受他人護理時支付的費用給予補償的一種健康保險。屬于社會保障的范疇 。

在上海交通大學老年產業研究所所長、上海市第三社會福利院原院長張乃子看來，這是解決未來獨生子女養老問題的最重要途徑。他介紹說，中國的養老是“9073模式”，即90%的老人可以自我照顧，7%的老人需要居家養老服務，3%的失能失智老人需要機構養老。

“3%的機構養老是不會增加的，但7%的居家照料是隨著高齡化程度而發生變化的。高齡老人越多，躺在床上需要照料的就越多，7%的比率就會上升。……居家照料最重要的就是誰出護理費、出多少，歸根到底就是錢的問題。長期護理保險解決的就是錢的問題。”張乃子說。

周霖所在的成都是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城市之一。她說母親一個月要吃2000多元錢的藥，自己只用出幾百塊，這一點確實非常好，但她也認為，錢無法解決所有問題——親情交流和精神慰藉是無法替代的。

如今母親依賴她，每天至少要見她兩次才能安心。兒子之前擔心她壓力太大，勸她和丈夫自駕出游。一說要走，母親就哭，委屈得像個孩子。周祎每天晚上去陪，但母女之間的親密感，外孫替代不了。

“你就是說我去火葬場，她（也）說，你去我也去。必須跟著我。我也是一樣的，一出去玩就著急她，心里老念著。”周霖的語調里滿是無奈，卻也透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