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陽大院里的盲人：學習搶紅包 聽《人民的名義》

沈陽鐵西區盲人大院，老人在曬太陽。

天擦亮不久，“噠噠噠”，盲棍擊地聲響，盲人大院醒了。

這座位于沈陽市鐵西區的大院本沒有名字，院內呈環型分布的8棟樓都是回遷房，1989年沈陽互感器廠的盲人職工們被安排在此聚居后，“盲人大院”的名字便叫開了。

人最多的時候，院子里住了一百多位盲人。

28年過去，盲人大院周邊高樓漸起，大院南邊的街道成了沈陽有名的汽配城。

院內磚紅色的墻皮開始脫落，盲人們和這座大院一同老去——從最初的一百多人逐漸凋零至六十七人，他們的平均年齡76歲，每年都有兩三個“沒了”。

不變的是，幾乎每一個院里的盲人都說：我哪兒也不想去，這就是最好的地方。

幾年前，社區舉辦活動有30多位盲人參加。

（一）

77歲的李鳳珍皮膚白凈，鼻梁挺直。她曾有一雙美麗的眼睛，瞳仁清澈，不眨眼時能看到漂亮的雙眼皮，現在只剩下一彎褶皺。

她說話輕聲細語，齊耳短發總是梳得整整齊齊，清瘦的雙腿套著一條淺灰色的牛仔褲，一個人發呆時，安靜地像一株植物。

來到大院之前，李鳳珍因為失明，在床上整整躺了兩年，“啥都不想聽，啥也不想干”。

李鳳珍走在去活動室的路上。

她本是一個愛花的姑娘，陽臺養了雞冠花、吊蘭、文竹，21歲開始，她得了青光眼，視力一點一點消失——先是蒙了一層薄紗，接著眼前涌動黑的、白的、紅的色塊，后來，每天看到的東西都蒙上了一層霧，最后，“啥也看不見，白天黑夜一個樣”。

她再也沒養過花，去公園別人讓她摸“肉乎乎的大朵花”，她不摸，怕心痛。

“出門都是健全人，會犯怵”，來到盲人大院之前，李鳳珍住的院子幾乎沒有盲人，緩過勁來后，她喜歡呆在家里嗑瓜子，聽評劇。

1992年，李鳳珍嫁進了盲人大院。丈夫也是一位盲人。

她的家簡潔樸素，家具一律沿著墻壁擺放，這樣不容易磕碰。廚房的瓶瓶罐罐擺放都有講究，最左邊的是鹽，往右依次是醬油、味精和香料，做菜時按順序一樣一樣地放，才不會摸不到。家具有時更像是一種坐標，要去廚房，得摸過床頭柜，出房間門，摸過放水杯的木桌。如果再摸過暖壺和鐵鍋，跨過門檻，就能到陽臺曬太陽。

丈夫在世時，手把手教她生活，就像教一個孩子——電飯鍋添兩小碗米，大概需要手掌這么深的水；切土豆，切一半了怕切到手就把剩下的土豆“趴著切”；燒開水別灌太滿，聽響聲八成滿了就停下。

和面時，李鳳珍愛哼唱小曲兒。

四年前，李鳳珍的丈夫患病離世，臨終前還惦記著，讓她“睡覺之前要記得反鎖門，往冰箱那邊轉，轉兩圈”。

丈夫走了，李鳳珍只剩下一個已經出嫁的女兒。她開始一個人生活。她思念老伴，但從不說，家里也不供奉任何遺物。

黑暗中，她每天重復著和丈夫一樣的家務勞動，“我一擦地，就會想起以前他幫我擦地，我一灌暖壺，就想起以前他灌暖壺那聲響”。

（二）

盲人大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沈陽市倡導盲人“自食其力”，街道將每一位盲人送去福利廠房上班。

盲人大院的盲人們都是當時沈陽市互感器廠的工人。互感器廠給他們安排宿舍居住，如今廠子已經不在了，原來宿舍區的三排平房也經過拆遷改造變成了樓房，廠里按照拆遷標準給職工分房，最小戶是50平米左右，最大的有70平米。

和李鳳珍一樣，院里的盲人都是后天失明，小時候得了青光眼、白內障，逐漸看不到東西。

這群盲人從十六七歲便一起共事，做筷子、扎掃帚，纏線圈，每天早晨七點半，被一輛大客車接去上班。

73歲的張賢回憶，當時他們的工作是制作互感器零配件，他們按照班級分類，有纏線班、裝配班、碼片班，纏線班人數最多，左手拿著線，勒緊，纏在一個鉆了孔的塑料板上。最大的線圈兩天才能纏一個，中型線圈一天可以纏十個左右的，小線圈一天能纏二十個。

廠里也有健全人，“但健全人有時候分心，咱們就一心一意干這個，他們看看這看看那，溜達，精神沒咱們集中，有時候一天比咱們少4個左右，咱們纏20個，他們纏15-16個。”

20年前，他們陸陸續續地都退休了。

5月2日，院里的盲人們在排練節目，合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如今，盲人大院里的退休職工每月退休工資在2000-3000元，多數人在2700元左右，他們有自己的住房，生活簡單，不怎么需要花錢，退休金多數用來給孫輩，有老人閑聊，說“去年一年我算了一下，給我那小孫子花了三萬塊”。

盲人們對自己的現狀也滿意。張賢說：“現在盲人從盲校畢業，只能搞點按摩，沒有我們那時候好。現在每天一張大的，一張小的，（一張一百元，一張五十元）養活我們，真挺好。”

（三）

無盡的黑暗中，一切關于“看”的動詞，在這里都變成了“摸”。上廁所前，要先摸摸馬桶的位置，炒菜時，每翻炒一兩下就要用手摸摸軟硬，一盤菜炒好后，手燙得通紅。

這里的一蔬一飯都得之不易，如果要買菜，只能等到周四社區安排的“送菜上門”服務一次性買齊，從前沒有“周四菜場”時，盲人們只能托人帶菜。健全人半個小時能做好的烙餅，他們要花四五個小時，身上沾滿面粉。

盲人們去買菜，一名坐輪椅的殘疾老人是她們的“眼睛”。

用勺子放鹽放不準，很多盲人都是用手掐著鹽，細細地撒在上面，一頓飯下來，手上沾滿了油、鹽、辣椒面。

盛菜是一門技術活，把盤子懸在鍋的上方，鍋鏟先磕一下盤口，再翻腕扣下，一鍋鏟一鍋鏟地往上碼。

老伴在世時，有一次想吃螃蟹，李鳳珍托人帶了四只回來，不知道如何清洗，就丟進塑料袋裝水晃蕩，鍋里水一熱，便丟進鍋里，螃蟹“嘰里呱啦”頂鍋蓋，她死死地摁住，“嚇壞了，以后再也不敢買螃蟹了”。

做土豆絲也有經驗。李鳳珍會先用菜刀沿著土豆的輪廓打轉，遇到凸起的“結”，便加大力氣，削去，五個土豆摸起來全都是光滑的以后，她才開始用削皮刀削皮，這樣炒出來的土豆絲里，沒有一點黑點兒。

院里的盲人并沒有放棄應有的美麗和體面。

邱素華今年七十歲，她燙頭發，抹眼霜，只穿白色的襪子，盡管看不見，她能說出自己每天穿著的樣式和顏色，哪件衣裳別人說不好看，她就再也不愛穿了。

邱素華（左）和李鳳珍（右）在家中聊天。

每天早飯后，李鳳珍都會蹲在地上，用抹布一點一點把家里擦干凈，她把能擦的東西都擦一遍，包括記者放在桌上的手機。上完廁所自動沖水后，她會用洗菜水再沖三遍，“洗了韭菜蒜苔的水不用”，怕有味道。

邱素華的家也找不到落灰的地方，暖氣一停，她便琢磨著要用布遮住暖氣片，她反復確認“這個真的好看嗎”，家里人都說好看，才心滿意足蓋上。

有人問邱素華要個饅頭吃，她便把家里的饅頭一個一個摸過，挑一個“摸著沒有一點疙瘩的”遞給人家，心里才安心。

有段時間，樓道里有人亂扔垃圾，李鳳珍特別怕別人誤會是盲人扔的，她當著眾人的面大聲說：我敢保證，沒有一個是咱盲人扔的。

（四）

盲人老了，大院里從前有80多戶100多位盲人，一個一個“沒了”，如今只剩43戶67人。從前，社區組織辦活動，活動室座位總是不夠坐，現在有時都坐不滿。

在盲人大院，日子流淌得緩慢，近三十年來，盲人們只玩同一種撲克游戲，他們拄著盲杖，每日往返于家和活動室之間。

李鳳珍正在撫摸撲克牌上的盲文。

“聽著啊，咱就給你聽聽這聲，七八九十鉤”，對方只剩兩張牌了，李鳳珍摸了摸手牌上凸起的盲文，這一局應該是輸了。

每天下午，院里的盲人活動室都有人打牌，他們把普通撲克牌刻好盲文，花色數字都刻上，打最簡單的“跑得快”。沒有人在乎輸贏，“都是圖一樂”。

吃過晚飯后，是固定的“嘮嗑時間”。盲人們圍坐一團，聊自家餐桌上的蕓豆和茄子，一聽有腳步聲靠近，便哈哈笑起來，他們一聽就知道來的是誰。

他們也努力融入現代生活——和網友語音聊天，學習發紅包搶紅包，聽《人民的名義》。曲鳳蘭每天都要上網。她打開主機，不開顯示屏，把聲音調大，隨著鍵盤敲擊，讀屏軟件一個一個開始介紹“硬盤”、“電視劇”、“人民的名義”，這套流程曲鳳蘭太熟悉，讀屏軟件第一個字還沒說完她就已經進行下一步操作了。

曲鳳蘭每天都要上網，她學會了和網友語音聊天。

《人民的名義》還沒有更新完，她追到了第十集，一邊吃花生一邊聽劇，她并不急著知道結局，“管他誰是好的誰是壞的，看著看著不就知道了”。

但他們還是害怕出門。

二十多年前，院里有盲人去過北京，那會兒沈陽下小雨，他們穿得厚實，有人說他們“一個個穿的像豆包兒似的”，排隊上廁所時，盲人隊伍是歪的，他們聽到有人小聲議論——“屁股長歪了”。

現如今，馬路上車越來越多，就算去只隔了一條馬路的公園走走，盲人也得有人領著。他們怕車，院子里，盲杖一碰到車，報警器就響了，“嗚嗚嗚的”，心里發慌。

盲人大院，越來越像城市里的孤島——出大院門右拐，有一家烤肉店，邱素華聞著香味有些嘴饞，得等孩子有空才能帶她去，“外面的娛樂活動很多，盲人一個都去不了”。

活動室里，有人小聲說，我是盲人，就應該和盲人大院在一起。

買完菜回家的盲人，他們最怕過馬路。

（五）

“外面”對于院里的盲人來說，是一個越來越陌生的詞匯。

他們習慣了自己的生活。“因為對這兒最熟悉。”

這些年邁的老人被子女反復邀請，“跟我們一起住吧，方便照應”，幾乎沒有老人愿意離開大院。

他們也不喜歡被照顧的感覺，就算是自己的子女。“有個健全人在跟前，干啥都打怵，怕人笑話，覺得自己做啥都不正常”，還是現在比較自在，要干啥招呼一聲，大伙兒一起去。

李鳳珍就抱怨，子女們拖地都是“三兩下就完事兒了”，盲人們喜歡一寸一寸地摸，遇到疙瘩就停下來，細細擦去。

她也不愛讓自己的子女幫忙洗碗，每一個碗，都要自己親手放，找起來才踏實。

四年前，老伴走后，李鳳珍成了院里經濟條件最困難的盲人。

她只是家屬，沒有退休金，每個月只有360元遺屬費，加上80元老年費，共440元。但她不忍心給女兒添任何麻煩。

那年冬天，沈陽平均氣溫-9℃，因為交不起878元的采暖費，李鳳珍停用了家里的暖氣。

知道消息的盲人朋友馬上幫她湊錢供暖，他們當天就湊齊了錢讓李鳳珍家暖和起來了。

那天晚上，李鳳珍偷偷地哭了，“沒有這些盲人朋友我咋活”。

五月二日，春末的陽光灑在院里的長椅上，幾位盲人擠坐一排，瞇瞇笑，嘮嗑。

風起，黃沙和柳絮打著卷迎面撲來，路人紛紛捂住口鼻，盲人們看不見，只輕輕拂了拂頭發。

李鳳珍仰起頭，眼睛對著太陽，“真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