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刊文為“一條草魚”辯護：作者不會可以理解

高考過后，“一條草魚”刷了屏。事出2017年高考浙江省語文卷，其中有一道現代文閱讀題，講的是一碗草魚湯的美味。因為題目之難，有人戲稱，枉費在朋友圈轉發了那么多條“好運錦鯉”，沒想到敗給了一條草魚。更火上澆油的，是文章原作者鞏高峰現身，稱“標準答案沒出來，我怎么知道我想表達什么”。

閱讀理解題，原作者竟然“理解不了”？這種極富視覺沖擊力和諷刺意味的事件，幾乎每年都會成為熱炒話題。作家周國平日前甚至出書，題目就是《試卷中的周國平》，表達了對閱讀題出題方式的不滿。鞏高峰之所以一夜變“網紅”，正是因為這種“反諷”。有人認為，這是高考命題不合理的典型例證：作者本人都不知道“想表達什么”，考生怎么會知道？這樣的考題，能檢測出真實的語文水平嗎？

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我們不妨厘清兩個概念，“寫作”和“命題”。很多時候，“寫作”是一種渾然天成的狀態，作家縱然會“設計”，但往往受筆下人物、事件牽引，水到渠成，如果邊寫邊想“這段用兩種修辭”“下段用一組疊詞”，恐怕難入佳境；“命題”恰恰相反，對命題者來說，如何用一篇文本，最大程度地考查學生語文素養，是其終極目的，在這個過程中，有分析、解讀、升華等“化驗其成分”的過程，再正常不過。

矛盾就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畫美人者”和“解剖美人者”，心境畢竟不同，要求前者干后者的活兒，不可能沒有別扭感和沖突感，更可能“當時就這么寫的，沒細想為什么”。其實說到底，很多作家寫作時，憑借扎實功底和深厚積淀，很多時候“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但對考生而言，必須說出個一二三來。原作者不會閱讀題，看似矛盾，實不矛盾，因為兩者目的不同，結果自然可能會有出入。正如鞏高峰表示：“小說我寫完了，跟我就沒關系了，誰愛怎么解讀都是可以的，老師拿去出題當然也是可以的。”

分解剖析名篇佳作，進行閱讀理解，是語文教學的重要方式。學語文如同學體操、武術，一開始要進行動作分解，經過反復練習才會變成本能；也如學書法、音樂，都要經過臨摹、背誦、模仿的階段，等到了一定水平，自然會厚積薄發。正如中小學生寫作文時，允許想象、虛構某些場景、情節，抒寫積極正面的思想感情，這不必解讀為“撒謊作文”，對閱讀理解題“答案”的把握也是如此。古往今來許多大師、大家，誰一開始不是從學習別人起步的呢？作為一名中學生，被老師用閱讀理解題的方式“扶一程”，很有必要。等到掌握了各種技巧，具備了一定素養，自然不必尋尋覓覓“作者想表達什么”，而能自成一家之言。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妨對“原作者做不對閱讀題”現象多點理解和寬容。閱讀理解命題最難的一點，是文章向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考題就是要提煉出共識部分，讓“一千個考生心中只有一個或幾個哈姆雷特”，否則就要扣分，爭議的焦點就在于此。難道問題就無解了嗎？不盡然。

語文教學中，閱讀理解不可或缺，考試也必不可少，但要想達到真實檢測考生語文素養的目的，題目不妨靈活一點，少點“標準答案”，允許“言之不同”，只要說得在理，就能得分。這樣，無論是對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還是發散思維能力，抑或是增強考試的科學性、準確性，有百利而無一害。

當前，高考改革正在穩步推進，但“宏觀層面”居多，對“微觀層面”的改革尚需發力，閱讀理解考試改革不妨先行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