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相親時代：7分的人認為自己8分，想找9分（2）

“不要認為有父母參與的相親就是時代的倒退”

劉英蓮有8本“花名冊”，翻得快散架了，用透明膠粘上。里面記錄著單身男女的基本信息，女的6本，男的2本。這還只是最近這些年的“存貨”，以前都用腦子記。有些對終身伴侶的要求簡化成一串數字和幾個漢字，寫在劉英蓮某張病歷單的背面，夾在本子里，形成時間的褶皺。

剛開始記錄時，她每年能介紹成功四五十對，到了去年只成功了7對，今年到目前為止才說成2對，越來越難。

“人家的眼睛跟我不一樣了，我看著配的不一定能成，看著不搭的倒成了。”劉英蓮的搭配原則很簡單，高的配高的，矮的配矮的，美的配美的，丑的配丑的。

本子上最小的是1995年出生的，也有75歲的老人想找個伴兒。有的寫明自己有正式編制，有的是共享單車采購員。有人要求對方不要太胖，有人點名姓何的不要，有人專門要屬羊或者屬鼠。

“現在的人太挑了”。劉英蓮19歲時第一次給人介紹對象，那是她新婚第二年，在廠里正洗頭發，碰到同事在一旁洗衣服。她跟他開玩笑說，“你去找個人就不用自己洗衣服了。”對方也開玩笑“那你給我找一個啊”。

回家正好遇到租戶的女兒，約出兩人，沒想到半年就成了，生了兩個女兒，賺了很多錢，直到現在還會提著人參來看她。

那是上世紀60年代，革命的禁欲主義或領導的阻止使年輕人大多沒能談戀愛，考慮“個人問題”會被視為小資產階級情調和革命意志的衰退。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孫沛東在研究這段歷史時，發現當時大齡姑娘的不幸身世尤為引人關注，以至于連中共中央也指示各級地方黨組織做好“紅娘”。

正是這種被拖延后的戀愛與婚姻生活，使得這一代父母對子女的婚姻有著非同尋常的急切與焦慮。1970年知青回城大潮中，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這波大潮沖成碎片，西雙版納農場5天內有3000對知青夫婦集體離婚。1980年《新婚姻法》頒布后，中國出現第一次離婚潮；1978年以來中國的離婚率一直處于明顯的上升態勢。

那個年代，劉英蓮善于勸服別人。有個離婚帶著女兒的女士來找她，劉英蓮給介紹了一個，女人嫌男的太瘦，穿衣服難看，劉英蓮說“你去照顧他，他就胖了，你多買幾件好的衣服給他”。她覺得這個男的老實，可信，一直給女方留著。劉英蓮問孩子愛吃什么，孩子說愛吃泡泡糖，她就讓男方買了5包，叫一聲“爸爸”就給泡泡糖吃。

后來兩人成了，女兒一直叫他爸爸。女兒出嫁時，繼父給了她車子房子。這個故事一直被劉英蓮當作撮合好事的典范。

作家野夫曾用“廢墟上生長出來的好時光”來形容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為黃金時代。“那段時光留在每個過來人心底里的，是久緊復蘇的浪漫人性和絕美的純情。”

1979年，中國觀眾在一本叫做《大眾電影》雜志的封面上第一次公開看見擁吻劇照，轉年《廬山戀》就出現了中國影史第一吻，女主角張瑜在男主角郭凱敏臉頰上蜻蜓點水般的吻，掀起了全國青年男女模仿的大熱潮。

那時，每到春節，劉英蓮狹窄的單位宿舍總是站滿了請她說媒的人，宿舍堆著雜物，電扇也只能放在床腳，兩個人進來，另外兩個人就得出去。她不收錢，說話也實在，人們樂意找她。

前不久當地的媒體報道了她的故事，有人尋著報紙找到她工作的那間小屋子，她心里很怕，“我不敢亂介紹，他說自己是好的，里面是壞的，裝在肚子里，誰知道。要是不好了，到這邊鬧一下，我的臉要丟到哪里去。”

她傾向于相信那些跟隨父母來相親的孩子。《中國式相親》的90后女嘉賓石榴分享自己的錄制體驗：“婚姻是一場雙向選擇，面對將自己物化的人，我們一直有權利說‘不’，我們這代的擇偶標準是性格、學識、理想、顏值，是否趣味相投。上代人選兒媳女婿的標準，大概就是姑娘得能干活守婦道，小伙得有車有房有責任感，兩代人婚戀的沖突一直都在，而且 99%都不在節目里，而是在生活里。”

劉英蓮說，以前的人找女的喜歡找胖的，大屁股會生男孩，現在的人喜歡找瘦的；以前的人進門時很害羞，不敢進來，現在的人給她打電話，上來就是“有男人嗎？給我介紹一個！”很直接。

“現代人不好說服了。”曾經有4個小青年明確請劉英蓮介紹有錢的女士，她說“要錢自己去賺”，最終也只說服了一個人。

人們對相親的態度從扭扭捏捏走向光明正大，相親類節目的火爆足以佐證。1988年山西電視臺播出的《電視紅娘》，被稱為“相親類節目的鼻祖”。湖南衛視1998年播出的《玫瑰之約》開啟了婚戀節目收視熱潮先河。婚戀交友類節目在2010年達到白熱化狀態，這一年江蘇衛視《非誠勿擾》一炮而紅。屏幕上的男女糾葛成為人們對相親態度細微變化的公開史料。

《中國式相親》節目監制劉原表示：“不要認為有父母參與的相親就是時代的倒退。確切來說這是一檔關于婚戀問題的代際溝通類節目，做這個節目的初衷有兩個，一是促成良緣，二是加強父母與孩子之間的代際溝通。”

也有學者站在父母這隊，認為西方的自由戀愛存在很大的風險和盲目性，一個 20多歲的年輕人的智力、見識、閱歷，并不足以支撐他們正確把握戀愛和婚姻，需要父母提供參考建議和經驗。

“我要的是西紅柿，千萬別給我胡蘿卜”

中元節(俗稱“鬼節”)前后是劉英蓮“生意”的淡季。她得以有大段時間坐在昏暗的房間里刺繡。

整個工藝美術廠早已倒閉，玻璃破碎，墻壁生出新草。劉英蓮的“工作室”藏身在幾間空房的背后。這間舊屋的房頂已經沒了，臨時性地搭了鐵皮，夏天尤其炎熱。屋里還有一口老井，能用來打水灑在水泥地上，“井不見天，不能喝了。”

劉英蓮的眼鏡搭在鼻梁上，正在專心繡一個桌裙上的麒麟。屋里只有蝴蝶牌縫紉機穩定的轉動聲和繡針穿透布料“嘣嘣”的聲音。

“繡這個按照紋路，該怎么做就怎么做，很單純。”劉英蓮偶爾抬起頭，“介紹對象沒那么單純，要想啊。”

她和這間屋子都秉持著一些傳統，比如不可以試婚，“會害死女的”；“相處最少要一年”；“要假裝生氣考驗對方，看他對你好不好”；“兩人差四五歲最好，能照顧”。

她痛恨離婚。“以前有婦聯說服，現在世界變亂了。”她愿意看見介紹的人手拉手走到街上，“看到兩個人好，我就高興”。盡管很多早年介紹的夫妻已經記不起她了，她也忘了他們。

“現在的年輕人浮躁，沒有耐心，喜歡走捷徑。明明對現狀挺滿意，看到別人更好，就不淡定了，喜歡比較，還貪心。”袁圓說，以前的人用手機、電腦、衣服，壞了還想要去修一修，感情也是，會調整適應對方。現在稍微不滿意就想換新的，以為還會有更好的出現，“其實人和人之間是沒有可比性的，有的人奮斗一輩子還不如別人生下來好。”

袁圓從小就具備一雙善于發現“誰喜歡誰”的眼睛，愛看愛情片，有多年的幼兒教育經歷，“撮合單身男女和應付小朋友都差不多，要找到方法，有時棍棒和大錘都打不開它，一把小小的鑰匙，扭一下就開了。”

她說，無論社會發展到什么程度，婚姻還是基礎單位，很多年輕人對婚姻的認識不夠，抱著完美的態度，按照別人的期待去找。“很多人覺得自己很不錯，對我說，‘我要的是西紅柿，千萬別給我胡蘿卜’。”

她的老板范陽君覺得，婚姻的本質是尋找可以共同成長的伙伴，不是簡簡單單的激情關系，而是兩個人互為彼此成長過程的伙伴，各取所需。

他們發現，爸媽很恩愛，擁有愛的能力的人往往很容易“脫單”。有些人希望“你應該先來愛我，我才去愛你”，還有人自身條件有限，還不愿意降低標準，這些往往容易“剩下”。

不過那些已經學會獨自生活的年輕人認為，如果婚姻一開始就是一種妥協，那生活并不見得就會變得容易一些。

一位專門審理離婚案件的法官發現，催著你結婚的，和趕著你離婚的，往往是同一批人。很多少女年齡的少婦在法庭上沖自己父母哭喊“當初讓我跟他是你們，現在讓我離婚也是你們”。

而針對婚姻中出現的問題，目前國內也缺少具有完整系統和行業標準的婚姻咨詢，這個在西方國家已經普及的咨詢方式，在國內多是打著各種旗號的變相收費。

知乎上“該不該和自己不喜歡的相親對象步入婚姻”的提問，獲贊最多的答案之一是：“你去查查別人離婚的故事，會發現在沒有愛的情況下結婚，多少人根本堅持不下去。結婚不是結束，而是另外一個紛繁繞雜的開端，你們要開始朝夕相處，一起做很多其實遠遠談不上令人享受的事，比如買房子裝修房子，比如融入對方的家庭孝敬對方的父母，生孩子給老人送終，等等這些，如果沒有你對這個男人很多的愛，根本堅持不下去。”

文藝青年對世界說，“我亦只有一個一生，不能慷慨贈予我不愛的人。”“曾以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就是孤獨終老。其實不是。最糟糕的是與那些讓你感到孤獨的人一起終老。”

劉英蓮多年的經驗也發現，那些遵從父母之命結婚的，往往容易離婚。

對于正在崛起的年輕人，二三十歲忙著投身學習和工作。將時間交給教導和雇傭他們的人，剩下的則用來自我提高，他們學習新的技能、展現自己的方方面面，旅行、搬遷、建立人際關系網絡，贏得聲譽、晉升，尋找一份更好的工作，然后，循環往復。

對于有20萬年集體生活經驗的人類來說，開始有人將個人放在社會的需求之前。《單身社會》里提到，選擇單身改變了人們自身以及對親密關系的理解，影響城市的建造和經濟的變革，改變了人們成長與成年的方式，也同樣改變了人類老去與死亡的方式。

許多人并不知道，愛給人介紹對象的劉英蓮30歲出頭就離了婚，因為丈夫不斷的外遇并因重婚罪判了刑，“我差點自殺。”

她自此選擇獨身，把精力放在說媒和刺繡上。談起往事，見過無數單身男女的眼睛里涌出淚水，像兩汪淘不干的老井。“我要是50多歲就好了，現在沒什么用了，快要死了。”

善于描寫愛情的女作家李碧華說，這便是愛情：大概一千萬人之中才有一雙梁祝，才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為蛾、蟑螂、蚊蚋、蒼蠅、金龜子。就是化不成蝶，并無想象中的美麗。

袁圓做了多年紅娘，成績斐然，不過她從業以來最大的困惑并不是如何找到一個男人或女人結婚，而是在千千萬萬人中找到那個配對的人之后，如何獲得最終的幸福。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