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診幾分鐘候診幾小時 兒科資源短板待補齊

就診幾分鐘，候診幾小時

兒科資源短板待補齊(聚焦·追蹤兒童看病難(上))

本報記者 申少鐵

福建省婦幼保健院小兒外科有13名醫生，一天最多要做16臺手術，醫生平均每天工作時間超10個小時。該院前段時間成功為一名患腎母細胞瘤的2歲女童完成腫瘤切除手術。圖為該院小兒外科醫生黃文華(左)和手術室護士鄭偉熙在手術前安撫女童。新華社記者 宋為偉攝

“候診3小時，看病3分鐘”是很多家長帶孩子看病的感受。中華醫學會兒科分會的數據顯示，我國每千名兒童擁有的兒科醫生數僅為0.53，遠低于發達國家的0.85—1.3，兒科醫生缺口很大。目前，我國兒科醫生供給還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很多醫學生不愿選擇兒科專業，畢業后不愿去兒科工作，兒科醫生流失率較高。兒童看病究竟有多難？兒科醫生為啥供不應求？如何破解兒童看病難？從今天起，我們推出“追蹤兒童看病難”專題報道，希望引起大家的關注。

——編 者

孩子看病候診長

我國兒科醫生本來數量就不夠，加上二孩政策放開，兒童數量增加，兒科醫生緊缺問題更突出

“帶孩子看病真難。”家住北京市豐臺區的張女士對記者說，一天凌晨，3歲的女兒樂樂突然發燒，張女士當時用濕毛巾給樂樂擦拭了額頭和手腳，還喂了一些退燒藥，希望她能好起來。

早上7點多，張女士給樂樂喂早飯時發現她的牙齦紅腫，舌尖上出現了皰疹。“當時，害怕樂樂得手足口病，決定趕快帶她去附近的醫院。”張女士說。

“當天排隊掛號的人并不多，心里暗自慶幸這次看病應該不折騰。”張女士說，帶女兒到醫院，一會兒就掛上了號。“當發現樂樂的就診序號是280號時，心里的慶幸瞬間消失。”張女士說，根據以前看病的經驗，女兒可能要到下午才能看上病。

張女士帶著女兒去護士臺分診，發現候診區的椅子上坐滿了帶著孩子的父母，正在就診的序號剛到69號。原來，張女士雖然避開了掛號的高峰，但趕上了候診的高峰。

負責分診的護士讓張女士帶樂樂先去做指血檢驗，以確定皰疹是病毒感染還是細菌感染。等了1個小時，張女士拿到檢驗結果，發現才叫到132號。“這時樂樂病懨懨的，趴在我的肩膀上，一動不動，說醫院太吵想去外面。”張女士說。

中午12點，張女士帶著樂樂到候診區查看叫號情況，發現剛到187號。中午下班時間到了，專家門診和兩個普通門診已關閉，剩下的兩個門診還在加班接診，分診臺的護士也在值班。

“整個上午，樂樂很聽話，但中午越來越不安，哼唧不停。我感覺她的小身體更燙了，測體溫已經燒到39度。”張女士回憶，一旁的分診護士建議她們找個相對安靜的地方休息，讓小孩子放松下來，下午2點再來等。張女士帶著女兒在醫院一個角落找了椅子坐下，叫了外賣，草草解決了吃飯問題。

“一直等到下午2點多，樂樂才看上病。”張女士說，醫生確診樂樂是病毒感染導致的急性皰疹型咽峽炎，開了一些退燒貼和消炎藥。張女士計算了一下時間，算上排隊掛號，醫生看了不到10分鐘，自己花了近5個小時。

“兒童看病難的根本原因是兒科醫生太少。”中國醫師協會兒科醫師分會副會長、首都兒科研究所黨委副書記楊健認為，相對于發達國家，我國兒科醫生本來數量就不夠，加上二孩政策放開，兒童數量增加，兒科醫生緊缺問題更加突出。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兒科主任秦炯分析，上世紀90年代，兒科萎縮很厲害，很多醫院甚至撤了兒科。近幾年來，不少大醫院逐步恢復兒科，但恢復的速度和數量有限，床位數和專業科室仍太少。很多高齡父母加入生育隊伍，孩子出生患并發癥的風險加大，就醫需求更大，進一步加劇兒科醫生短缺的問題。

“兒童專科醫院缺乏，也是兒童看病難的原因。”楊健說，以北京為例，在公立醫院中，地方兒童專科醫院有2家，部隊有1家，總共3家。相對于龐大的人口規模，兒童專科醫院太少。

兒科資源缺口大

全國廣義兒科醫生總數只有13.5萬人，兒童專科醫院共73家，且分配不均衡

今年6月，中華醫學會發布的《中國兒科資源現狀白皮書(基礎數據)》顯示，全國廣義兒科醫生總數只有13.5萬人，兒童專科醫院共73家，其中東部41家，中、西部加起來才32家，兒科資源稀缺，且分配不均衡。

國家衛計委、國家發改委等多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強兒童醫療衛生服務改革與發展的意見》提出，到2020年每千名兒童職業(助理)醫師數達0.69名。專家表示，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后，預計到2020年，我國兒童數量超2.9億人，若要實現每千名兒童0.69名兒科醫生的目標，兒科醫生缺口近9萬人，若按發達國家每千名兒童0.85—1.3名兒科醫生的標準，我國兒科醫生缺口在20萬人以上。

“兒科不掙錢。”楊健說，過去醫院發展比較均衡，兒科還是發展的重點。當很多醫院開始以經濟效益為導向時，兒科發展就出現困難。兒科收入相對低，檢查少，用藥少，特別是在原來以藥補醫的政策下，醫院要發展、要營利，不掙錢的科室就要減少，所以兒科就成為被削弱或取消的對象。

秦炯認為，兒科的人力、物力、技術等成本更高。比如采血，給成人患者抽血，他們不會抵觸，最多2分鐘就結束。而小孩會害怕甚至哭鬧，拒絕抽血，需護士過來幫忙控制，強制抽血。如果小孩掙扎，可能沒有抽到血，反而碰壞針頭，需再次抽血。這些多耗費的人力、物力在原來的醫療定價體系里面并沒有體現，醫院發展兒科的積極性不高。

過去，兒科醫生的教育培養還存在一些問題。從1999年開始，教育部為拓寬兒科醫生的專業知識面，決定醫學院不再招收兒科本科生，到研究生階段才細分兒科專業，從此本科層次兒科醫生的來源被切斷，一些醫學院甚至取消了兒科系。從1999年到2015年，全國兒科醫生僅增加5000名。近幾年，中國醫科大學、重慶醫科大學等多所醫學院校開始逐步恢復兒科系。

“當時醫學院取消兒科系，出發點是好的，因為從事兒科工作也應有通科的醫學知識，但是改完后問題就來了。”秦炯說，醫學畢業生選擇兒科的非常少，導致兒科醫生供給減少，而且選擇兒科的普遍是成績相對較差的畢業生，導致兒科醫生整體質量不高。“許多醫學院陸續恢復兒科系，將會增加兒科醫生供給，但還需要一段時間。”

兒科醫生流失多

兒科不是“小兒科”，接診患兒時，需要醫生有更好的判斷能力和溝通能力

家住河北保定的4歲患兒小堯咳嗽了一個多月，吃了消炎藥也不管用。為了讓小堯得到更好的治療，媽媽王女士帶他到北京兒童醫院就診，該院呼吸科主治醫師郭琰接診了小堯。

小堯由于年齡小，不會表達，就診過程中都由王女士來描述病情。郭琰用聽診器測小堯的心跳和呼吸情況，診斷病情為哮喘，左眼患有輕微的結膜炎。郭琰給小堯開了一些藥物，并向王女士介紹哮喘的癥狀特點和未來的治療要求。

王女士拿到藥又帶著小堯回診室。原來，郭琰開的藥中有一種氣霧劑叫布地奈德福莫特羅粉吸入劑，患者未經醫生指導都不知道怎么吸。郭琰要小堯拿著比鼻煙壺稍大的小藥瓶先模擬吸一次，看是否正確。果然，小堯的吸入方法完全錯誤。

“吸藥之前先盡量把肺內的氣體呼干凈，吸氣的時候要用力而且連續，有一定的爆發力。吸氣完畢后不要著急呼吸，憋氣盡量長一些，給藥物一個沉降到小氣道的時間。”郭琰說，如果吸藥方法不對，藥液不能很好地到達肺部，治療效果會打折。郭琰接過小藥瓶，親自示范。然后，他又建議小堯按照正確的吸入方法再練習兩次。

“回家的時候一定要按正確的方式吸藥，不然藥都浪費了。這么小的一瓶布地奈德價值170多元。”郭琰說。王女士不斷點頭，表示回家一定好好盯住兒子用藥。

“兒科不是‘小兒科’，接診患兒時，需要醫生有更好的判斷能力和溝通能力。”楊健說，很多人認為兒科很簡單，其實不然。兒科又稱“啞科”，因為患兒表達能力差，有的患兒只有幾個月大，病情的描述幾乎全靠家人。兒科的疾病嚴重程度和復雜程度不亞于成人，有很多成人疾病在兒科也有，比如高血壓、糖尿病等。但很多兒童的病，成人不一定會得，比如一些復雜的先天性罕見病，這對兒科醫生提出了更高要求。

“給兒童看病最大的風險，是一些很重的病沒有看出來。”秦炯說，兒童很多重病的癥狀表現跟常見病差不多，比如咳嗽、發燒、皰疹等。例如夏秋季節兒童容易患細菌性痢疾，很簡單的病，但是有10%的患兒是中毒型的，發病癥狀是抽風、休克、高燒，沒有痢疾的癥狀，如果24小時內不能及時正確救治，死亡率在50%以上。如果醫生經驗不豐富，很難想到是中毒性痢疾。這種痢疾很容易治，患兒注射或者服用抗生素，很快就能康復。“關鍵是這種痢疾一開始沒有腹痛腹瀉的癥狀，所以考驗著醫生的判斷力。”秦炯說。

每天早上7點半，郭琰就趕到病房，查看患兒的狀況，與家屬聊聊病情；下午六七點才下班，開車到北京東四環附近的家將近8點，如果遇到堵車會更晚。“患兒太多，加班是常態。晚上回到家吃完飯，兒子都準備睡覺了。”郭琰表示，兒子上小學一年級，自己從來沒時間去接送，也沒時間教兒子看書學習，這些都由妻子完成。“盡管兒科很忙，但收入相對較低，有很多兒科醫生都辭職轉行了。”郭琰說。

“兒科醫生的收入，確實不如其他科室的醫生。”秦炯說，按照工作量來算，兒科醫生的付出更多，但回報太少。同樣是看病，兒科醫生需要花更多時間哄孩子，控制孩子情緒。

《中國兒科資源現狀白皮書(基礎數據)》顯示，最近3年，我國兒科醫生流失人數為1.43萬人，占兒科醫生總數的10.7%，其中35歲以下醫師流失率為14.6%，占所有年齡段醫師流失的55%，綜合醫院的流失率遠大于兒童專科醫院的流失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