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槽新常態：求職更像是“嘗試” 有人2年換5份工作（2）

“工作要讓人收獲很多東西。錢，只是最表面的東西”

調到民生欄目后，林沐還是覺得，自己做的事兒“和理想中的新聞差得遠”。

他的主要工作變成了和社區里的大爺大媽聊天，報道內容是“供暖不夠熱”“存款打到別人卡里”這類“雞毛蒜皮”的事。今年春節前，領導給他派了任務：去超市稱量瓶裝飲料有沒有缺斤少兩。他忙活了一周，得出了結論：全部足斤足兩。

看到自己做的節目播出時，林沐自嘲地笑了，“我做的這是啥？這不是神經病么？”

體制內的工作像個圍城，里面有人想出來，外面有人想進去。在成都一所二本院校讀傳媒的湖南女孩晴子一直被這種觀念困擾。招聘季來臨，媽媽千叮嚀萬囑托：“最好能進四川電視臺，或者《華西都市報》，最不濟也要去地級市的日報吧。”

“人家才不要我們這種二本的學生。”

“那就回來考公務員！”

兩年過去，晴子母女仍在糾纏。畢業之際，她因為喜歡極限運動，去了一家運動類的自媒體平臺，平時玩蹦極、滑板，周末去城市周邊的深山里野營，嘗試沒什么人走過的徒步路線。玩夠了，又去一家剛開業的青年旅舍當店長。如今，她沒有全職工作，一份兼職是咖啡師，同時參加公益支教。

兩份工作的月收入，合起來不過3000多元。可晴子列舉了一長串工作的好處:咖啡店的老板是位和藹的美國人，總和她練口語；店里每天只來三四十人，下午能安安靜靜看本書；咖啡師可以隨意喝咖啡，新進的印度尼西亞咖啡豆好喝得不行。至于大涼山區里那群接受支教的孩子們，“你今天掐了一朵花，他們會漫山遍野地找，明天給你扎一束。”還有的孩子翻山越嶺三小時，從家里背了顆青菜回來，讓她嘗嘗鮮。

“工作要讓人收獲很多東西。錢，只是最表面的東西。”晴子總結說。

她唯一一份做過半年的全職工作，是在青旅當店長。當時的老板除了還沒裝修完的房子，什么都沒有。晴子穿著工作服，踩著梯子給屋子涂鴉，和老板租輛面包車，手拉肩扛，跑遍全成都淘老家具。她看到別人家一把鎮宅用的桃木劍，喜歡得愛不釋手，最后花20塊錢買了回來，供在旅社的大堂里。

她招募了第一批志愿者，把青旅上線到訂房網站，旅社開始盈利。老板高興地說：“我們可以享清福啦！”不僅要給她加薪，還愿意給她一個月的假期。在老板的設想中，以后再沒大事要做。

可晴子認為，當工作失去建設性時，還要繼續下去么？

去年，一項網絡調查顯示，70%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工作是為了“成就自己的事業”，另外有五成人認為“工作是用來實現夢想的”。相比之下，覺得工作是用來賺錢的人數比例，低至前所未有的62.6%。

晴子將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旅舍還可以變得更好。公共區域應該放映電影，天井鋪上草坪，擺上看書的桌椅，大堂里還要添一臺乒乓球桌。可老板不想再“折騰”了。

半個月后，盡管老板再三挽留，晴子還是選擇了離開。

她想做“有意義”的工作，最近的想法是去支教組織當全職教師。阻力則來自于父母。他們總發信息，問“國考開始報名了，要不要幫你報”。或者告訴晴子，鄰居家孩子也回湖南了，現在生活特別好。她通常不會回復這些信息。

一天深夜，手機突然響了，母親給她發來一篇文章，題目是《父母老了，孩子卻距離你越來越遠》。

“先在北京待著吧，別急著回來了”

2000公里外的北京，王笙做出了和晴子一樣的選擇：絕不做不喜歡的工作。

剛來北京時，她在一家大公司做院線電影的渠道實習生，很快拿到offer。可臨近畢業，她卻去了從小就覺得“很酷”的媒體。可很快發現記者的工作并沒有想象中有趣，她又找到一份電影宣發的工作。這一次，她又覺得自己成了“文創流水線上的新式民工”。

每天打卡上班后，她的任務只有一件：把一部影片的所有爆點壓縮成七八十字，編出幾條換湯不換藥的微博，再合成幾張海報，發給大V，請他們轉發。

“有些工作壓根沒意思，就是拿時間換錢。”王笙反思說，“如果一份工作總是只出不進，學不到新東西，那是對人的消耗。時間久了，人就廢了。”

這句話在她再次離職時得到了印證——她在這家公司待了9個月，道別時，領導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不過，遠在山東的家人，并不清楚她的這些經歷。

王笙決心留在北京發展時，她的父母一連追問了好幾個“扎心”的問題：“買得起房子不？”“能找到對象么？”“打算啥時候回來啊？”

在王笙和父母的對話中，北京似乎只有好事發生：見到了某個公眾人物，單位發了獎金，看了幾場只有一線城市才有的演出。沒錢的時候，她自己在家煮一把掛面，放上幾顆菜葉，再不濟就問朋友借點錢，絕不向父母張嘴。媽媽來北京時，王笙提前把出租屋收拾干凈，帶她去好玩的地方，“竭力證明自己活得很好。”

母親臨走前，留下2000元錢，王笙硬塞了回去。她笑著說：“媽，你放心，我能照顧自己。”

后來，王笙談了個男朋友。她開始和父母開玩笑，說“過兩年就回老家結婚”。出人意料的是，母親改了口風，一本正經地說：“你這行業，還是大城市前途好。先在北京呆著吧，別急著回來了。”

“父母對大城市的生活一無所知，更害怕孩子不幸福。我們該給他們信心。”王笙說。

從合肥畢業，回到徽南縣城的小慧被帶上另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她從未試圖說服父母，卻一直被父母說服。她喜歡外語，在教輔機構當英語老師，父母說“五險一金都沒有，要為你擔心死”，逼著她辭了職。她一度買了去杭州的車票，打算去外地工作試試，母親含著眼淚說：“女孩子不要闖，總要回來結婚生孩子。再說，萬一碰到傳銷詐騙人販子怎么辦？”臨走前一天，她退了票。小慧遵從父母的意愿，找了一份穩定的檔案員工作，可父母依舊不滿意，“還差點意思。”

事實上，在企業里當了一輩子基層職工的父母，“根據自己受苦受難的經歷”，早為小慧做好了規劃——只有考上公務員，才能過上舒心的日子。

在父母的設想里，這個規劃沒有改變的余地，其余工作不過是復習考試時的調劑。備戰期間，小慧又在當地一家上市國企找到翻譯的工作。“都和奔馳、寶馬這些大企業打交道，不忙，同事也和睦。特別棒。”小慧對父母說，她不想考公務員了。

家里的氣氛瞬間降至冰點。父親拉下了臉，母親找茬和她吵架。他們焦慮地告訴小慧，企業里勾心斗角，文弱的女孩兒只有被欺負的份兒，“這是我們30年的教訓”。考上公務員，那才是有頭有臉的穩定工作。

半年后，小慧真的考上了隔壁縣的公務員，卻發現事情和父母說的一點兒都不一樣。“白加黑，五加二，加班比在企業里還多。”除了每天寫十幾份文件材料，上級領導來了，她要陪同，平時要學理論知識，寫各種政論，寫得不精彩還被罵“覺悟不夠”。組織上也明確說了，“五年內不可能升遷調動。”

有一天，小慧突然從朋友圈里發現，曾經一起做翻譯的同事開始出國考察了。她們在德國吃烤腸喝啤酒，在荷蘭拍郁金香，曬出境的護照和機票。她和她們聊天，自己都說不清當初辭職的理由。

她說，父母好像壓根不了解這些工作，也不了解真正的自己。他們總和別人介紹，女兒“性格內向又猶豫”。可在學校里，小慧最喜歡講段子，是公認的開心果。

小慧把新工作的情況反饋給爸媽，他們干笑著敷衍：“你可能找了份‘假公務員’的工作。”最近，他們又開始催她結婚了。

另一位一心想留在上海，卻正被父母逼著回家找“體制內”工作的姑娘說，自己絕不妥協。她能理解他們的好意，“可槍都沒握過的人，現在卻來指揮我打仗，這也太奇怪了!”

“以前是穩定帶來安全感，現在就怕進步慢了。兩代人其實殊途同歸”

專家李家華認定，未來，90%的舊工種會消失，70%的新工種前所未見，從時代的角度看，從一而終必將是癡人說夢。

不止一位年輕人和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直言，跳槽是提升收入最為便捷的方式。一位如今在互聯網金融公司的女孩，畢業兩年半，跳槽4次，現在收入幾乎是剛畢業時的3倍。她早把跳槽當作家常便飯，“身邊的人都一兩年一跳。”在人力資源領域，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每次跳槽應該至少要求20%~30%的漲薪。

剛剛過去的11月，智聯招聘進行了白領跳槽意愿調查。其中，13.7%的白領正在辦理離職，51.0%的白領已經更新或投遞簡歷，正在求職。 31.7% 的白領有跳槽意向，只是暫時沒有行動。明確不想跳槽的，僅占總量的 3.6%。

王笙更新了自己的第4份工作。這次，她的職務是影業公司的“策劃兼編劇”，單純從產業鏈上看，這是上游，做的是“從0到1”的事兒。

“跳著跳著就進步了，工作內容也不一樣了。”最近，王笙的公司打算拍一部以海島為主題的網絡電影。她先和主任編劇構思劇本，再把公司拍攝整部電影優勢、賣點做成PPT，放到市場上找融資。下個月，這部電影即將在印尼開拍，她要代表公司駐島，擔任導演助理。

面試這份工作時，老板漫不經心地問她，“你對行業了解有多少？”

“我在Top3的公司里做過渠道。”

老板抬起了頭，“表達能力怎么樣？”

“我上一份工作就是做宣發的。”

“會寫東西么？”

“我大學寫過不少。而且，畢業后第一份正式工作就做了記者。”

“帶著已經掌握的東西，再去學新技術，才不會被時代拋棄。以前是穩定帶來安全感，現在就怕進步慢了。兩代人其實殊途同歸。”順利跳槽到某家知名資訊類視頻網站后，林沐發現，在電視臺鍛煉出來的拍攝剪輯技術足夠過硬，成了換工作的敲門磚。這讓他不再嫌棄老東家了。

他終于做上了“理想中的新聞”。在廣州，他去偷拍販賣野生動物的攤販時被發現，給人追著跑了很遠。在深圳高樓大廈夾縫中的人力市場，他和農民工、網癮少年、賭徒、避世者們住了好幾天，吃3元錢一碗的面，喝2元錢5斤的“純凈水”，睡50人一間房的通鋪。

再過6個月，2018級的810萬名應屆生就要初入社會。林沐也將迎來畢業的兩周年。最近，大學里一位即將工作的學妹焦慮地問他，有3份不同的工作，分布在3座不同的城市，到底該怎么選。

“我沒法告訴你準確的答案。但無論你選哪一個，都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學妹覺得林沐在敷衍她。她甩出一個微信紅包，提醒林沐認真回答。“選了一份工作，可能就要在那座城市待一輩子了啊！不都說一步錯，步步錯么。”

“我曾經和她一模一樣。”林沐回憶起當年身在東北，每天覺得自己“完了”，忍不住笑了出來，“這個時代有獨特的焦慮，卻也給了我們更多轉身的余地。”

（應受訪者要求，除李家華外，文中人物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