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流動人口開始回流 2億人的結構性紅利面臨挑戰

在當前城市政策收緊之下，人口流動的回流之潮，已為這一波紅利的挖掘帶來挑戰。

資料圖：外出務工人員返鄉。 張斌　攝

近幾年出生人口的急劇減少，幾乎已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給中國發展帶來巨大動力的勞動力人口數量紅利正在逐步消失。

有關數據顯示，2016年出生人口數量為1786萬，2017年為1723萬。而且，部分省市公布的2018年上半年出生人口數字，均呈現了不同比例的下降趨勢，2018年出生人口或將比2017年更少，“2018年全年出生的人口或將超過1500萬，接下來還會持續減少，未來會穩定在1300萬左右。”一位業內專家表示。

除了人口出生數量下降之外，帶來經濟發展紅利的流動人口群體也開啟了“回流模式”，且回流之潮不可阻擋。有專家表示，雖然中國的人口數量紅利不再延續，但勞動力向非農行業轉移的潛力巨大，至少有2億人以上的結構性紅利有待挖掘。

但在當前城市政策收緊之下，人口流動的回流之潮，已為這一波紅利的挖掘帶來挑戰。

22.8%的流動人口在回流

中國的人口紅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于人口流動。

根據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下稱《報告》)稱，城市流動人口比例每提高1個百分點，未來5~10年城市實際GDP和人均GDP將提高1~2.3個百分點。人口流動與城市資本積累存在著高度關聯性。

《報告》稱，如果沒有人口流動，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僅能達到44.8萬億元。事實上，依賴人口流動，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74.4萬億元。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人口流動帶動產業轉移，從而創造了更高的價值。

不過，這個可以創造紅利的流動人口群體，其影響力在逐漸消退。《報告》稱，從2015年開始，流動人口規模發展出現新的變化。全國流動人口規模從此前的持續上升轉為緩慢下降，2015年，國家統計局公布全國流動人口總量為2.47億人，比2014年下降了約600萬人；2016年全國流動人口規模比2015年減少了171萬人，2017年繼續減少了82萬人。

流動人口中減少的人群將聚集在45歲以上人口，占2017年2.45億流動人口數量的22.8%。《報告》稱，根據對返遷人口的調研發現，返遷人口以40~50歲、20~30歲為主。超七成返遷人口不愿再外出。

“年齡較大的流動人口傾向于穩定的生活，如果無法在城市里安定下來，可能就會回到家鄉。年齡較大的流動人口在普通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減弱，如果不能得到合意的工資，就可能選擇回鄉工作。同時，年齡較大的流動人口身體健康狀況惡化得比較快，這使得他們更可能選擇返鄉。”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對第一財經表示。

按照傳統人口紅利的計算方式，15~64歲人口都計為勞動人口，45歲之后勞動力回流農村，他們的勞動參與率將低于城市，這無疑是一個巨大損失。此外，由于不是舉家遷移，家庭成員分處兩地，也增加了流動人口的撫養負擔；同時，留守農村的子女也不能得到更好的照料和教育，對未來社會的人力資本水平也將產生不利影響，阻礙人口紅利的實現。

李建民表示：“在中國目前的經濟資源和政治權力配置格局下，國家一直想把流動人口引向中小城市，限制特大城市人口，但這與流動人口的流向意愿恰恰相反，這個矛盾直接影響到了人口流動。中小城市經濟對全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很低，就業機會和收入水平也比較低，因此很難吸引流動人口。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更多的人口流動到中小城市，也不會帶來人口紅利。能夠產生人口紅利的地域還是東部的大中型城市。”

同時，大城市當前的各類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政策的制定，較少將流動人口所需納入考量，這種供求的錯位已經成為人口流動的阻礙，弱化了人口紅利。

“能夠產生人口紅利的地域，還是在東部的大中型城市。但東部大城市對流動人口的政策極為不友好，落戶、購房、教育、高考以及醫保政策，都限制了流動人口的穩定。雖然這些政策歷史上就有，不過現在更是趨嚴，導致流動人口返流成為必然。”一位人口學者認為。

此外，目前大多數城市都允許流動兒童就近就地入學，但作為人口主要流入地的大城市對此有諸多限制，設置了很多門檻。因此，需要盡快解決流動兒童參加高考問題及將流動人口納入城市住房保障體系，才有利于流動人口穩定就業，最大程度地發揮勞動力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

人口結構紅利有待挖掘

雖然人口數量的紅利不再延續，但是人口結構的紅利還將存在，但這取決于國家的社會經濟政策。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翟振武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還可以持續，因為中國仍有近30%的勞動力在第一產業就業，而高收入國家的第一產業就業占比平均僅在3.2%左右。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國勞動力向非農行業轉移的潛力仍然巨大，可達2億人以上。人口從農業向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轉移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從而有利于釋放人口紅利。

人口流動已不僅是一個人口問題，更是一個系統的經濟問題。從中長期來看，人口流動對城市勞動市場、經濟結構轉型以及經濟效率的提升具有積極影響，外來勞動者與城鎮人口之間并非“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是存在“互惠互利”關系，流動人口有助于提高城市勞動參與率，提高城市經濟增長水平和經濟效率。

穩定城市現有的流動人口，使其能夠長期在城市工作、居住并實現舉家遷移，保持、提高他們的勞動參與率，將有利于我國人口紅利的釋放。

不過，未來2億人的結構性人口紅利想拿到手，困難重重。以北京為首的大城市，控制人口流動在加碼。

流動兒童高考的問題，一直困擾著2.45億的流動人口。“原來我們班有36個學生，已經走了12個，他們多數回老家或者去別的城市了。”一位六年級的非京籍學生表示。

“不能高考是一個問題。另外，還有孩子一直不能上醫保，看病都是自費。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已經在京工作了近20年的王女士表示。

“北京的醫保是4.3個人養一個人，多數是靠流動人口，特別是那些沒有北京戶口的流動人口。”一位醫保專家表示。

根據北京市公布的信息，2014年，北京市中考報名確認考生為8.9萬人，其中“非京籍”考生2萬人。他們中的大部分選擇離開出生地北京，返回陌生的老家當留守兒童。

《報告》顯示，2015年0~17歲的流動兒童有3426萬人，其中相當大比例的兒童沒有醫保和不能參加所在地的高考，要么選擇留守兒童返鄉，要么父母一同返鄉，更或者選擇職業高中。

而根據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估算，我國異地高考流動兒童的規模達18.7萬人。流動兒童群體將會扎根城市，而相關的政策依然遲遲沒有松動。

“就城市而言，只要失業率低、沒有貧民窟，就說明不存在承載力問題。”上述人口學者認為。

更有學者認為，國內大城市分散流動人口，是對市場經濟或力量認識不足。世界上其他大城市，如紐約、巴黎，其核心區人口仍保持了上升趨勢，但運轉良好、人口結構基本合理。究其原因，根本在于這些城市走的是內涵式發展道路，通過產業結構的市場調整，來拉動相關人口在城市周邊形成相應的城市功能區劃，通過結構性調整來謀取發展。

而在中國超大城市中，限制流動人口穩定的政策在不斷出臺，但似乎還沒有進一步挖掘流動人口結構紅利的動向。而這些收緊的政策，不僅影響了45歲以上人口，影響了流動的兒童，更是影響了新生代流動人口。

李建民認為，收緊政策對新生代的流動人口影響較大。

《報告》稱，新生代流動人口占比超過六成，主體為80后和90后。但是這些新生代流動人口中，七成以上打算在5年內返鄉。在返鄉去向方面，首選返鄉去向為原居住地。

當人口數量所帶來的紅利不再時，如何挖掘人口結構性紅利，才是當下最應該著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