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扣扣案二審維持死刑原因是什么？張扣扣案案情回顧為什么維持死刑（2）

娶媳婦花一二十萬，不想低頭問別人借錢

“在娶媳婦這個事上，我們本地娶個媳婦得花一二十萬。”檢方出示的證據中，張扣扣的供述稱，“我這個人有骨氣，不想給別人低頭借錢，不然以后結婚壓力太大了。”

張扣扣表示，“這個社會太現實了，所有的親情、友情都是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上。1993年時，我同校的女子因為家里窮，最后自殺了。在我心里產生了陰影，改變了我的婚姻觀。”

“有錢了，娶妻生子了，也不會發生殺人的悲劇了”

據張扣扣供述，農歷臘月十幾日時，他與父親大吵一架，他對父親表示，“我媽這個事情不能就這么算了，仇非報不可！我爸想勸也勸不動，最后和我爸大吵一架。”

張扣扣稱，吵架后其內心十分煩躁，“打工打工，兩手空空，未來看不到希望。”相關供述中，張扣扣表示，“我的夢想是有了錢買了車，能夠自駕游到處看看。但現在生活不如意，打工也看不到希望。”

“第二天正好看到王正軍回來了，當時在想我媽22年前被他用棒打死，王正軍認為這個事情已經過去了，對我來說，事情還沒有結束！這么多年我也沒看見過他，我認為報仇的機會來了！”張扣扣供述稱。

2017年臘月三十這一天，王家老三，老大，老漢都會到家中。“本來我想等老二回來一起動手報仇，但是老二一直沒回來，我等不及了，于是我就動手實施了犯罪。”

張扣扣還表示，“如果這些年，王自新一家愿意給我們賠禮道歉，或者是我生活過好了，自己有錢了，娶妻生子了，也不會發生殺人的悲劇了。”

檢方稱其自稱沒有精神病 張扣扣回應：公安套我話

“我是聽到一個女的再喊：精神病殺人了！”在檢方公布的這份供述中，張扣扣表示，在作案時他戴著帽子、口罩，“他們一時驚慌失措，在這種極度慌張的情況下，有人會喊精神病殺人了這句話。”

同時，張扣扣供述稱，“如果我不偽裝自己，他們就會喊張扣扣殺人了，而不是精神病殺人了。因為他們知道我為啥殺人，也知道我沒有精神病。”

對于這一系列證據，張扣扣當庭表示，“公安套我話，說是跟我閑聊，說是不記在筆錄上，現在成筆錄了。”

16名證人證實張扣扣沒有精神疾病

檢察員當庭表示，因辯護人對本組16名證人關于張扣扣精神狀態的證言有異議。檢察員重點對16名證人關于張扣扣精神狀態證言進行節選。

檢察員指出，從16名證人的證言中證實，張扣扣平時身體，精神狀況正常，且無家族精神病史。此外，張扣扣在外務工期間身體、精神狀況均正常。

醫生：張扣扣精神狀態正常

“心電圖上顯示的V1V2導聯呈RSR（QR）右室傳導延遲，以及壁心外膜下心肌損傷的可能性（可能是急性心肌梗塞），是心電圖儀器分析的結果，分析結果不是很準確，要以醫生分析確認為準。”檢方公布的證據中，南鄭區醫院心電圖檢查醫生如實表述。

“2018年2月17日下午，公安民警帶著張扣扣到醫院進行入所體檢，經檢查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入所體檢醫生吉某的證言指出，張扣扣的右手食指、中指有創口，進行了包扎處理，其他位置沒有發現外傷。

“心電圖圖譜基本是正常的，當時我給張扣扣做檢查時，張扣扣的身體、精神狀態都是正常的。”吉某表示。

辯護人：同學鄰居，有什么能力證明張扣扣的精神狀態？

“我認為這些人的判斷，包括其家人的判斷不準確。”辯護人殷清利指出，“張扣扣常年在外打工，與本案顯示的心電圖客觀證據矛盾，應該從客觀出發，對張扣扣做相應鑒定，確定有無刑事責任能力。”

殷清利同時指出，這些證據均是作案前和作案后，特別是入伍體檢，距離案發時間很長，不具備參考意義。檢察員出示的證據與需要證實的張扣扣作案時是否存在精神障礙，關聯性不大。

辯護人鄧學平認為，張扣扣作案時有無精神障礙，證據的效力不是數量決定的。張扣扣的親屬、同學、鄰居，他們有什么能力證明張扣扣的精神狀態？

其次，張扣扣沒有精神病史，并不代表張扣扣本人沒有精神病。沒有去檢查并不代表就沒有。

其三，遺傳不是精神障礙唯一的致病因素。

其四，入伍體檢并沒有精神檢查，無法推斷張扣扣精神正常。

其五，訴訟法明確規定，推斷、猜測性言論不能作為證據采信。因此以上證據屬于猜測性，不應采信。

檢察員：證據合法，沒有必要做鑒定

對此，檢方表示證人證言包括張扣扣父母、親屬及村民等，這些證言證明是客觀的。入伍體檢反映的是入伍時的客觀情況。這些證據形式合法，內容真實。

關于作案時的情況，檢方認為，根據張扣扣多次供述，其作案前精心預謀、觀察位置、制作燃燒瓶、撕掉手槍裝飾條，作案選擇被害人無防備時實施，在燒車時能理智提醒張良某，作案后不帶手機，反偵察意識強。結合本案證據，檢方認為張扣扣身體健康，心理正常，沒有必要做鑒定。

審判長：檢方證據合議庭予以確認

在合議庭交流后，審判長表示，對檢察員出示的證據，控辯雙方發表了質證意見，大家站在各自立場，認為證明的問題不一樣。經合議庭評議，作為證人證言證明的當時現狀，從證據的三性來看，對上述證據，合議庭予以確認。

辯護人殷清利：沒有程序的正義就沒有實體的正義！

殷清利指出，我國法治進程中，存在明顯的重實體、輕程序的現象。然而，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嶺。沒有程序的正義就沒有實體的正義。本案以上程序問題無法全面解決的情況下，二審法院在張扣扣這一案件上很難實現程序與實體的結合。

辯護人鄧學平：留張扣扣一命！讓其在監獄度過余生

鄧學平表示，法院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但這個權力并非天生。司法主權在民，剝奪一個人生命，不可違逆多數民意。張扣扣的生死去留，不可輕忽社情民意。在界定社會的終極行為這一問題上，司法權威不可忽略公眾的參與權利。

最高法前副院長沈德詠強調：任何刑事案件并非孤立的事件。要高度關注社情民意，將個案的審判置于天理、國法、人情之中綜合考量。

張扣扣的行為不屬于“罪行極其嚴重，必須立即執行死刑”的情形。依法可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兩年。留張扣扣一命，同時限制其減刑，讓其在監獄里度過余生，也許才可以實現本案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兩家人到底有何恩怨

2019年1月6日上午，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曾來到張扣扣案發生地陜西漢中南鄭區王坪村，我們到達村委時，這里正在舉行扶貧會議。經歷了當年整個事件發酵過程的村支書，為我們講述了張王兩家30多年的恩怨。

“現在的人，顛倒黑白，胡說八道”

現任村支書的王先生，早在80年代就在王坪村擔任村長，他本人與張扣扣家有著遠房親戚的關系，張扣扣的參軍，最早也是來源于他的建議。對于張王兩家的恩怨，可能最有發言權的就是他。

當我們提及網絡上對此案的種種揣測，他的不滿情緒溢于言表。采訪中，他不斷用獨有的陜西腔重復這句話：“他們胡說八道，顛倒黑白。”

據王先生講述，張王兩家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80年代。

80年代前后，王家陸續做過承包村中稻谷加工廠及生豬販賣的生意，而在此過程中，在張扣扣案中被殺害的王自新曾陸續邀請張扣扣的父親張福如參與經營工作。同處貧困村，張王兩家的這種交集，是典型的鄰里和睦的標志。

“那個時候他們關系非常好。”坐在火爐邊的王先生對縱相新聞記者這樣說。

兩家關系的轉變發生于90年代早期，王先生回憶說：“那個時候王家做販豬生意，在和張家合伙了一年多以后，就不帶張家了，兩家人就有點生分了。”

在此之后，張家與王家又陸續發生了幾次齟齬。在公開報道中，1996年王正軍故意傷害致死案，有兩家存在“宅基地糾紛問題”的表述。而在該案的相關文書中，又有“汪秀萍（張扣扣母）過往與被告人王正軍之母楊桂英關系不睦”的表述。

在張扣扣案發生后，接受央視采訪的張福如則將兩家的矛盾歸結為稻谷加工廠承包問題上：“我交給他家先包，明年我再包……他們包后掙到錢了，不讓我包了，女的（妻子汪秀萍）心里不舒服。”

對于王福如的這種說法，在村中工作多年的王先生無法認同。他說：“這個加工廠早在承包責任制實行以前，就是委托王家管理的，那個時候還是掙工分。”

說起這一段千頭萬緒的故事，王先生和同在村委的幾位村干部都不勝唏噓。而這些家長里短的瑣事最終卻引發了肢體沖突并導致人命案的發生，同村人更是無不震驚。在感嘆當事雙方的不理智的同時，王先生也對汪秀萍的作風毫不諱言。

“她的脾氣太大了，同村人都怕她，遇到事情能從外面追著你罵，坐到你家里罵人。”

在1996年汪秀萍被故意傷害致死一案的公開資料中，有汪秀萍“朝路過的王富軍吐唾沫”的表述。

對此，熟知汪秀萍性格的王先生表示并不奇怪。他說：“她平時就會罵罵咧咧的，知道她的都躲著她。”

“他（王校軍）算什么官，他就是個接電話的！”

隨著張扣扣案被熱炒，22年前的舊事不斷被提起，其中最為引人“遐想”的細節，就是張扣扣的姐姐張麗波在接受央視采訪時聲色俱厲的這句話：

“很多人出來做的假證，你知道為什么嗎？人家當官，在農村就是誰當官我向著誰說話，這是一個事實，假如說我爸爸當官，老百姓都向著我們說話。”

當年王家老大王校軍真的有如此大的能量，能夠左右案件？王先生告訴我們，當時的王校軍只是在一個偏遠的貧困鄉做文員。

而同在村委接受采訪的一位扶貧官員脫口而出地說：“說的好聽點他是文員，說難聽點他就是個接電話的！”

據央視報道，1996年，王校軍在當地的廟壩鄉政府辦公室已工作了四年，案發時，他升任鄉政府任黨政辦主任僅兩個月。

同村人告訴縱相新聞記者，事發當天，王校軍還在廟壩上班，聽到家中出事的消息后，連夜趕回，到家時已是凌晨。

值得注意的是，據公開消息，王校軍2018年遇害時司職南鄭區紅寺湖景區管理處主任，行政級別為正科。據此，王先生與村委中的工作人員們都認為，說當年的王校軍干涉司法，根本是無稽之談。

這里所謂的“作假證”，在網絡上最受關注的莫過于兇手被“掉包”的說法。張扣扣案爆發后，在接受央視采訪時，張扣扣父親張福如明確表示用木棒打人的是王家二子王富軍，后被其弟王正軍“頂包”，原因是王正軍未滿十八周歲，可以“從輕處罰”。

此說法不僅被王先生等村民反對，也為陜西省高院的調查所證偽。針對1996年王正軍故意傷害致人死亡一案中的疑問，王福如分別于2018年7月和2018年11月，向漢中市中院及高院提出了申訴，但經法院調查后，均被駁回。

與此同時，張扣扣的辯護律師鄧學平也在之后的采訪中告訴縱相新聞記者，事實上作為當年慘劇的親歷者，張扣扣本人對“頂包”的說法也是不認可的。

“仇恨的種子，可能就是那個時候埋下的。”

對慘案的親歷，不僅意味著對真相的了解，更意味著仇怨的深刻。作為當年慘案的受害方，22年后選擇復仇的張扣扣最終成為了施害方。

據村民回憶，汪秀萍被故意傷害致死時，張扣扣年僅12歲（實際為13歲），那時的張扣扣還不知道張王兩家以往的交集，但親眼見證母親死亡的經歷卻是慘痛的。

“仇恨的種子，可能就是那個時候埋下的。”一位村委的工作人員這樣說。

據村中人回憶，張扣扣性格內向，平時沉默寡言，在村中遇到長輩“也知道打招呼”。因而案件的爆發讓所有人始料不及，作為父親的張福如及其姐張麗波也在事后表示“完全想不到他會報仇”。

“按照我們村情況來看，他（張扣扣）家的生活條件處于中等水平，如果沒有這個案子發生，他們家的生活條件，應該比王家還要好一些。”王先生不無遺憾地說。

張麗波在此前接受采訪時也曾悲痛地說：“如果他不報仇，說不定有天娶個媳婦，有妻有子，熱熱鬧鬧還是一家人。”

然而覆水難收，張扣扣所犯的案子，在漢中已幾乎家喻戶曉，對于這起惡劣的殺人案，嘆息者眾，而對張扣扣的結局持樂觀態度者寡。正如張麗波此前接受采訪時所說：“復仇沒什么好下場。”

此次采訪中，我們未能見到張福如，村委工作人員以張福如“上了年紀容易激動，怕影響2天后的庭審”為由阻止了我們的探訪。

對于他的近況，王先生則這樣說：“他身體不錯，前幾天剛殺了頭年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