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學博物館“贗品”風波：捐贈者曾售賣假畫

在全國博物館事業大發展和民間收藏良莠不齊的背景下，高校越來越注重博物館建設，但是自身又缺乏足夠的專業能力和必要的專業精神，導致“好事變成壞事”

重慶大學博物館“贗品”風波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彭丹妮

發于2019.10.23總第921期《中國新聞周刊》

10月12日，是重慶大學的90周年校慶。作為給校慶獻禮的一部分，重慶大學博物館于校慶盛典的5天前，即10月7日正式開館。當天，校領導和文博、文化領域的專家學者一同見證了這個新的高校博物館開館。

國家博物館副館長白云濤是開館活動的出席者之一，展覽的前言也由他撰寫。這塊紅底白字的前言板上寫道：“重慶大學博物館今天展出的這些展品在當時或只是司空見慣的生活用具，或只是專注宗教祭祀的禮器。但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它們都烙上了古人的生活趣味、古人的審美情感、古人對世界的認識和觀察。在今天，就成為了我們與先輩聯結血脈、傳承文明的橋梁。”

10月7日上午9時，重慶大學博物館舉行開館典禮，校領導及嘉賓為博物館揭幕。右二為吳應騎，左一為吳文廈。供圖/重慶大學博物館

開館一周后，10月14日，自媒體“江上說收藏”發了一篇題為《重慶大學耗資670萬建了一座贗品博物館？》的文章，直指該博物館所展藏品為贗品。與白云濤所強調的“古”大相徑庭，收藏圈與文物界業內人士根據該文所提供的照片指出，這些展品“假得離譜”。

“這次重慶大學博物館開館本來是我國博物館界特別是高校博物館界的一件喜事，沒想到卻被曝出藏品可能存在問題。當然，究竟是不是贗品或者有多少是贗品還需要專家鑒定，不過從曝光的一些照片看情況不樂觀。”上海大學黨委副書記、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段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橫空出世的博物館

在重慶大學老師方巖的印象里，仿佛一夜之間，自己學校冒出了一個博物館。方巖平時在重大老校區上班，博物館在新建的虎溪校區。他說，“事前，我不知道校方要建一個博物館，后來還是外地的朋友告訴我的。”10月10日，他的一個也是重大校友的朋友，在微信上給他發了一張開館照片，問學校什么時候建了一座博物館，他這才知道。

4天后，上述那篇點擊量“10萬+”的文章卻炸響了這所高校博物館在圈內圈外的名聲。文中描述，重大博物館開館典禮幾天后，作者便前往博物館觀展。展覽的主題為：大象有形——中國古典造型藝術展。進入展廳后，安保人員不讓拍照，但工作人員的解釋并不充分。作者在文中列出許多展品，并認為這些藏品要么過于粗糙、造型怪異，要么真品目前在其他博物館展出，暗指所展之物為復制品。

文章發出后，諸多古玩收藏與文物鑒定專家對展品發表自己的看法。“從貼出來的照片看，基本上看上去都是贗品，而且是很便宜的低仿貨。一般只要是有點這方面知識的人都知道是假的，即使是仿品也仿得很假。”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文物專家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

10月15日中午，學校回應稱將對情況進行核查并及時向社會公布；下午，重大博物館閉館。

這些遭受炮轟的展品，由吳應騎所捐?，F年74歲的吳應騎，為重慶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原副院長，1982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根據《重慶大學年鑒(2016)》，2015年5月，吳應騎向重慶大學提出捐贈藏品以建設博物館與文博研究院，學校領導與相關部處前往考察藏品12次，召開校內工作會6次。并邀請專家就擬捐贈品進行評估，并對籌建博物館和文博研究院的可行性進行論證。

在2015年末舉行的可行性論證會上，該校黨委副書記舒立春表示，這所以工科見長的學校，希望通過博物館與文博研究院的建設，提升學生人文素養，并服務學校人文社科的發展。根據該校基建處消息，這座總投資605萬元、建筑面積接近1500平方米的博物館，從2018年初開始修建，同年10月下旬驗收交付，進入布展階段。

吳應騎之女吳曉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吳應騎希望他的行為能夠呼吁更多校友參與到捐贈中來，“當時我是非常反對的。一個是我們覺得不劃算，我們家幾代人的心血為什么要捐？第二個我當時就感覺到別有用心的人會非常多。”因此，當時她提出先鑒定再捐贈。

吳曉妮說，她是最反對(父親捐贈行為)的一個，但當時家屬參加了論證會。“既然專家都認可了組建博物館的可行性，那我也放心了，事情就可以朝前推進了，后續這個事情我就完全不清楚。我們的一片好心有什么錯？”她此前回應媒體采訪時表示，展品移交給學校前已通過校方鑒定。她所指的鑒定應為重大方面所說的論證會。

重大校內新聞網對這次藏品評估及論證進行了報道。2015年12月26日，14位博物館建設及文物專家對擬捐贈藏品進行評估。中央美術學院前黨委書記盛楊、北京電影學院文物修復與鑒定專業教授胡德智、中國國家博物館專家喬萬寧等人表示，吳應騎藏品種類齊全、數量眾多、體系完善，部分藏品具有較高的歷史、文化、藝術、社會學研究價值。

曾任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學院副教授的曾陸紅是該評估活動的參與者之一。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那是一個一天的活動，先是在學校附近吳應騎舉行的一個擬捐獻藏品展覽處參觀，而后又去到吳家里看他的私人藏品。曾陸紅回憶，當時大家都(對這些藏品)沒意見，“對吳先生這種把自己幾十年的收藏捐獻國家的慷慨行為，給了非常大的肯定。”

但是，曾陸紅強調，這個評估會并非鑒定，他自己也并非鑒定專家，“當時現場沒有做出什么鑒定和評價，我們去主要就是看了他的藏品，然后對這些藏品，做了一些藝術上的漫談，談談自己的感受和它的藝術性就這些。”

受邀者之一的中國傳媒大學特約研究員郝衛東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自己并非考古與文物鑒定方向的專家，當時主要是談談如何發展博物館文化產業。盛楊則反復向《中國新聞周刊》強調，他沒有參加過該評估會，也不認識該新聞稿中提到的這些專家。從中央美術學院前黨委書記位置退下來的盛楊，現任劉開渠藝術研究院院長，但據“天眼查”資料及公開報道，吳應騎是劉開渠藝術研究院的法人兼執行院長。2016年，在吳曉妮擔任校長的重慶劉開渠藝術中心渝北分校的開業活動上，85歲的盛楊還親往助陣。

孟言旭是重慶乃至國內一位頗有聲譽的民間收藏家，曾給許多高校的文博專業研究生授課。他說，且不說是否進行了藏品鑒定，首先是要對專家進行鑒定。“如果是搞美術史或者研究繪畫的人去看這些古玩，這就不是一個領域的專家。還有的人都沒有看過藏品，就是作為文博界人物例行參與一下活動，卻被拉去做大旗。”

“要搞清楚2015年那次論證會到底論證的是什么，但我想不會是鑒定會，否則結果不會是這樣。”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常務副館長杜鵬飛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哪能說開一個會大家研討式的做鑒定？鑒定要求是三位以上的同行專家背對背的出意見。如果一件物品是陶瓷，我就得請陶瓷專家，如果是青銅器，我得請青銅器專家，他們研究完了之后各自給出自己的意見，才能確定一件東西，到底對不對、到底該不該要？這都是術業有專攻的事情。”

但在2016年1月，吳應騎接受龍華網采訪時指出，將為重大博物館捐獻的300余件藏品， “都是經過相關專家鑒定的，非常珍貴的文物占到60%以上。我希望重慶大學的博物館能建設成全國高校中一流的博物館。”今年2月25日，重慶大學舉行捐贈藏品的移交工作協調會；次日，所有藏品共計342件全部移交，其中：青銅器22件，陶和瓷器161件，玉器159件。

吳應騎其人

吳應騎想在重慶大學辦博物館早就有跡可循。據一位重慶大學老師回憶，2005年之前，虎溪校區還未落成，人文藝術學院還在老校區，吳應騎便在院里老辦公樓的一樓辦了一個私人展覽，并以“重慶大學博物館”為名義，不久后便被老校長勒令撤了。

2016年，吳應騎參加一個公開活動時，便將自己身份介紹為：重慶大學博物館館長、文博研究院院長。而這兩個頭銜，現在均為吳應騎之子吳文廈所有。

“一年多以前我就知道這個事兒，我沒想到重大真敢把它(博物館)干出來。”另一位本地收藏家說，不用看他捐贈的東西，聽到是吳應騎辦的，“我就知道肯定假。”

吳應騎的收藏史，多位圈內人士認為，始于1990年代初。那時，重慶開始建最早的文物市場。吳應騎在以前重慶人民大禮堂左側的一個大禮堂賓館，租了地方做收藏和字畫生意。“他其實是做經營的，一直在做這些。”一位重慶最早一批玩收藏的人說。

據媒體報道，1998年左右，在重慶旅游局開辦的一個旅游購物中心，吳應騎租了一個接近300平方米的店面開畫廊，賣一些古玩，取名“重慶畫院”，后因拖欠租金被封店。2003年，吳曉妮控股、吳應騎參股的重慶國立美術研究院成立，經營范圍包括藝術品咨詢，零售瓷器、工藝品等……這個位于重慶珊瑚公園的私人展覽館大約1000平方米，曾展出147件私人藏品。對于他的展品，多位圈內去看過的人回來后，都當作笑料談，“玩真貨的人都一笑置之。”孟言旭說。

吳應騎被玩真貨的藏家們歸為“國寶幫”——收藏圈內以此揶揄那些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人。“他們養活了贗品的產業鏈，然后又互相去忽悠對方，培養他們的接班人，擊鼓傳花。”孟言旭說。業內人士解釋說，“國寶幫”中，一種是固執地堅信自己的判斷，以至于收了許多假冒偽劣的東西而不自知而不自覺；而另一類，則是知假販假的謀利者。

“有的國寶幫是真收藏，他們真金白銀花錢去買假貨，卻固執地以為是國寶。但吳應騎一直在做流通，是比如說誰想要頂級官窯，他就可以提供，他相當于是個供貨方。”一位資深收藏家說。捐贈博物館，順帶將自己包裝成學者或有公德心的人，成了這個生態里一種常見的生存形態。孟言旭說，“他們這么做的邏輯是：你看我的東西，博物館的專家都認同了，說明我很厲害嘛。‘我的家里面還有藏品，比這還好。’我就可以忽悠下一個買家。”

吳應騎曾稱自己是“‘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他在央美的同班同學陳久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1978年，央美美術史系研究生班只有9個名額，但是來應試的有些人也還比較優秀。當時，鑒于“文革”剛剛結束，國家急需人才，學校便提議錄取了二十來個人成立“師資班”，以培養未來的高校教師。但陳久強調，師資班的學生最后拿到的是學士學位證書，絕不是研究生學歷。

對此質疑，吳曉妮向《中國新聞周刊》提供了一張時任央美院長江豐的推薦信，信中提及“中央美院美術史系研究生吳應騎現已畢業……” 但她并未提供其父的畢業證書。對此，陳久解釋說，江豐是1979年來到央美擔任院長的，當時已69歲，對班上的具體情況并不太了解，所以可能會有這樣一份推薦信。

1982年，吳應騎進入四川美術學院，先后擔任該校美術館館長與《當代美術家》雜志主編職務。多位在川美工作的老師表示，吳應騎當時的職稱是編審，屬于行政系統，并未參與教學與學術研究工作。

在川美期間，吳應騎售賣假畫一事鬧得全校皆知。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林木曾經在川美工作。他回憶說，1997年，吳應騎在校擔任學報主編時，曾辦過畫廊，期間將一幅傅抱石的仿制畫以5萬元左右的價格賣給了北京一名收藏家。這名收藏家鑒定其為假畫后，向有關部門舉報。這件事“引起四川美術學院全體教職工憤怒。我還寫了《假教授賣假畫》一文在《文藝報》發表”。林木公開聲明說，當時，他帶頭幾十個教授聯名舉報，吳應騎被免去主編職務。“假畫風波”發生后，吳應騎從川美離開，來到重大。

“真實性是博物館的生命”

“重大搞一個中國古典造型藝術展，現在很多專家的評價是站在文物角度，但是這個是個什么展覽、是個什么主旨你們不清楚。”吳曉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們不能要求一個收藏家，保證每一樣東西它都是百分之百的，但是里面只要有20%、50%是好的，它都是有價值的，它沒有文物價值，也有藝術、美學價值。這次這個展覽談的是這個事情，大家把它混淆成一個文物價值了。”

“如果你是一個造型藝術展覽，那么是否明確地標明展品的年代、名稱、真偽等等，復制的必須標志復制品、仿制的必須標仿制品。”杜鵬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真實性是博物館的生命，“要讓觀眾踏踏實實地知道展品的真和偽，因為你是教育公眾的，你是個教育機構。”

在《當代中國博物館》一書中，段勇指出，藏品是博物館的立館根基，而真實性是博物館藏品的生命，也是博物館公信力的源泉。在文物市場趨冷的背景下，一些民間收藏愛好者越來越熱衷于向國有博物館捐贈或出售藏品。但是，一方面捐贈者可能囿于專業知識，也有可能急于變現，出現了以假充真；另一方面，特別是在一些新建博物館，因缺少藏品而饑不擇食，違背必要的程序，輕易用博物館的社會公信力為贗品背書，以致頻頻“淪陷”，遭受社會非議。

2015年6月，浙江師范大學陶瓷主題藝術館開館，170余件展品中大多數都是由浙師大美術學院退休教師李舒弟所捐，開館后不久展品被指“假到了慘不忍睹、令人發指的狀況”；2016年7月，北京師范大學校友邱季端向母校捐贈了6000件古陶瓷藏品，但隨后該捐贈卻引發了部分業界人士質疑藏品為“贗品”。

杜鵬飛所在的清華藝術博物館，今年預計參觀量會超過90萬，在國內甚至全球的高校中遙遙領先。從2016年開館到現在，他說，“完全不認識，撲上來要捐東西，甚至拉著一行李箱藏品過來的“國寶幫”，我接觸了不下十起；拐彎抹角通過一些領導、一些校友推薦過來的，也得接近20起。”

對于“國寶幫”們是否想通過捐贈高校博物館洗白贗品，杜鵬飛說，不能妄自去揣測別人的目的。“因為講的都是無償捐贈，也許他真心認為自己的藏品就是好的。也有清華校友收了很多不靠譜的東西，還想捐給母校，他們也并沒有什么私心。”

但杜鵬飛同時指出，“不能因為有一個熱心的教授手里有一批東西，說愿意捐給學校，學校就決定建一個博物館。大學首先要想清楚，我要建一個什么定位的博物館，這是很關鍵的。”

高校博物館基本上都是依托自己的特色學科來建，比如北京印刷學院建有印刷博物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有航空博物館，地質類大學做地質博物館，“高校本身作為一個學術機構，相關專業有專門研究，真偽對高校而言本來就不該是問題。”杜鵬飛說。反觀重大，這所以工科見長的學校沒有文物與考古專業，文史哲相關方向都在人文高等研究院。“但在建博物館時，學校領導卻沒有咨詢過高研院這邊的老師。”一位重大教師說。

段勇指出，在全國博物館事業大發展和民間收藏良莠不齊的背景下，高校越來越注重博物館建設，但是自身又缺乏足夠的專業能力和必要的專業精神，導致“好事變成壞事”。

一位不愿具名的文物專家則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文物鑒定這一塊缺乏一個立法程序。比方說新近頒布的《博物館管理條例》上，沒有一條關于‘設立博物館，應當對藏品的真假要經過一個鑒定程序’的相關規定，這就使得社會上的收藏人士有了操作空間。”

對于重慶大學博物館被疑展出贗品一事，重大老師方巖說，“校方給了大家一個建言獻策的通道沒有？在建博物館之前有沒有做過嚴謹的論證、廣泛征求過意見沒有？”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方巖、孟言旭、陳久均為化名。

本文配圖中對藏品的描述，均來自于重慶大學博物館的展品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