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漂族現狀:語言不通 融入新生活難 老漂族是什么意思存在哪些困境

編者按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10月14日是重陽節，也是我國第9個法定“老年節”。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有2.6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8.7%，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1.9億人。他們中，有的為支持兒女事業、照料孫輩，“候鳥式”離家漂泊至陌生城市；有的因子女外出務工導致家庭“空巢化”，加之鄉土情結重，留守村莊；也有的因各種原因沒有子女成為孤寡老人……他們的生存狀態怎樣，面臨哪些困難，如何實現“讓所有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樂、老有所安”？

● 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老人在家庭中往往承擔“帶孩子，做家務”的重任。其中，隨著城鎮化快速推進、人口流動加速，越來越多的老人為了照顧孩子背井離鄉來到陌生的城市，走進陌生的環境

● 老人們與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資源，共同應對養老和育幼的雙重挑戰；另一方面，當一個隨遷老人面臨被“連根拔起”的新生活時，家庭成員間的摩擦和沖突很可能加劇

● 除了整天忙著帶孩子、做家務之外，語言不通、智能鴻溝、孤獨、異地就醫報銷難、擔心自己體力精力不夠成家庭負擔等，也是“老漂族”無時無刻面臨的問題

兩口子專心掙錢奔前程，姥姥在家照顧好孩子。這樣的分工，在王燕（化名）心里原本是完美的，但最近“夢碎了”——姥姥和孩子琪琪都出現了一定的心理問題，“當聽到心理咨詢師的診斷時，我崩潰了”。

琪琪出生4個月時，王燕返回工作崗位，姥姥千里迢迢從老家趕到北京，開始扛起了貼身照顧琪琪、料理家務的重任。而看似平衡的背后，是姥姥心理的失衡——感覺被“困”在這個家里的焦慮，加上不能盡孝床前來自自己母親的電話責備，讓姥姥對琪琪“又愛又恨”，用心理咨詢師的話來講，“琪琪成了姥姥實現價值的工具”，6歲的孩子不再允許犯任何錯誤，失去了哭泣的權利。

雖然王燕家的情況有些特殊，但為了照顧孩子從老家趕到城里，全職帶孫輩的“老漂族”，確實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

64歲的吳愛芳（化名）是湖南人，兒子大學畢業后選擇留在北京工作。兩年前，為了照顧年幼的孫女，吳愛芳在兒子的邀請下來到河北廊坊燕郊（緊鄰北京）與兒子兒媳同住，照顧一家人的起居生活。“年紀大了，干不了別的，也只能看看孫子，做點家務，都是為了孩子們能幸福。”吳愛芳說，但幸福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歲以上的人口超過2.6億，占比18.7%。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這些老人在家庭中往往承擔“帶孩子，做家務”的重任。其中，隨著城鎮化快速推進、人口流動加速，越來越多的老人為了照顧孩子背井離鄉來到陌生的城市，走進陌生的環境。

這些老人在異鄉生活得習慣嗎？和鄰里關系融洽嗎？生病就醫方便嗎……帶著這些問題，記者展開了調查。

總在忙

接送孩子買菜做飯三點一線

“不說了，我得給孫子做飯了，不然就來不及了。”62歲的陳璐在河南駐馬店正陽縣的出租房里接受記者采訪時，時不時抬頭看鐘表，在臨近中午11點時，急匆匆地結束了采訪。

陳璐是正陽縣呂河鄉人，以前一直生活在鄉下，兒子兒媳常年在外打工。為了讓孫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兒子將孩子轉到了縣城上學，陳璐也開始了租房陪讀的生活。“家里還有田，家門前有一小片菜地，養著雞、鴨，這些也都離不開人，所以他爺爺就留在家里。”

學校、菜市場和出租房，是陳璐在縣城陪讀生活中最常去的三個地方。

出租房不大，屋內只能擺放下一張床和一個衣柜。在這個逼仄的空間內，陳璐還是想辦法為孩子安置了一張書桌。孩子今年讀初二，從書桌上方張貼的獎狀可以看出他學習成績優異。“這些獎狀也是我的軍功章，也算是對得起他爸媽，對得起自己了。”陳璐頗為自豪地說道。

據房東介紹，由于位置距離正陽縣第一小學和第一中學都比較近，家里的空房常年租給陳璐這種帶孩子來讀書的租戶，大多是老人帶孫輩，因為孩子的父母要外出打工賺錢，畢竟供孩子讀書和老人生活也需要不小的支出。

在陳璐的手機鬧鐘上，只定了3個時間：早上5點、中午11點和下午4點半。這是提醒陳璐做飯的時間，“我吃得早點晚點都無所謂，主要是因為孫子要上學，一切都得按照他的時間來”。

按時做飯、準時吃飯、接送孩子，必須要牢記遵守，對吳愛芳而言也是如此。由于兒子兒媳要早起上班，吳愛芳每天必須要趕在7點之前做好早飯，等兒子兒媳吃完走后，再把孫女喊起來吃飯，“晚一步，步步晚，時間都是固定好的”。

“哪有什么閑工夫呢？吃完飯送完孩子上學，還得去買菜。買完菜回來還得洗衣拖地。只要你想，總會有各種家務等著你干。”在回答記者“空閑時做點什么”的問題時，吳愛芳看著剛洗完晾曬的全家衣服感慨道。

剛來燕郊時，吳愛芳對一切都還不熟悉，只能去樓下的超市買精品菜，后來偶然得知附近3公里處有一個大型菜市場，蔬菜新鮮價格又低，她便每天來回步行6公里去菜市場采購。

“時間到了，我得去接孫女放學了。你看，我這一上午就買了點菜，別的什么也沒干。”吳愛芳有些懊惱地說。

“什么也沒干成。”常常是吳愛芳對自己忙碌生活的評價。

在北京一些公園、社區走訪中，記者充分感受到：老人們與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資源，共同應對養老和育幼的雙重挑戰；另一方面，當一個隨遷老人面臨被“連根拔起”的新生活時，家庭成員間的摩擦和沖突很可能加劇。

63歲的韓阿姨告訴記者，她對兒媳的生活習慣忍無可忍。從湖北來到北京幫忙帶孫女后，平時勤儉節約的韓阿姨對兒媳的“買買買”尤為看不慣。實在忍不住了就和兒子嘮叨幾句，兒子勸她看開點，不要過問年輕人的事兒。她平時做家務、帶孩子本來就很累，心里的委屈無處訴說，老伴又不在身邊，也沒有認識的朋友，從不參與社區活動，重壓之下她就一直想帶孫女回湖北生活。

不適應

語言不通社會隔閡各種困境

從農村來到城里，千里迢迢從老家來到一個陌生的城市，老人在幫助子女照看孫輩之余，往往對新的生活一時難以適應。

語言不通，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一個難題。

“我不太會說普通話，有時候出去跟人家聊天的時候，別人總聽不懂我在說什么。”吳愛芳稍顯尷尬。也因為這一點，已經在燕郊生活兩年的她依然沒有交到什么朋友。

吳愛芳偶爾會聽說社區里舉辦文化活動，但她從來沒有參加過，“不知道怎么溝通。而且太忙了，照顧孩子、做完家務也沒啥時間了”。

這一問題在劉氏夫婦身上同樣存在，兩人今年70歲，半年前，為了照顧獨自在北京租房考研的外孫女，從河南老家來到北京，“孩子父母都在忙工作，我們老兩口在老家也沒什么事兒，就來北京照顧她”。

由于語言不通，劉氏夫婦剛到北京便遇到不少難題，“我想買個豬肉三鮮包，但賣包子的人聽不懂，最后我用手指著價目表，人家才弄明白”。

在老家，劉氏夫婦每天晚飯后都要去家附近的廣場散步，跟大家聊天；來到北京后，兩人很少出門，也不喜歡跟人來往。“人家都聽不懂我講話，自然不愿意跟我說話，與其在人堆里像個傻子，還不如待在家里不出去。”劉老爺子說，他們現在每天都圍著孩子轉，一直忙家務事，“小區里都是高樓，每家都獨門獨戶，鄰里見面只是打個招呼，并沒有什么深入的交流，所以也談不上熟悉”。

吳愛芳對此也深有感觸。她說：“我們都住高樓里，進了屋就關上門，鄰里之間基本沒有交流，人際關系比較淡。”

在王燕的母親看來，這個社區10多棟住宅樓里住滿了幾千人，但都是陌生人——由于不會說普通話、不識字，在這里，她的朋友圈只有兒子、兒媳；能稱得上點頭之交的鄰居只有一個；平均每月在社區遛彎的次數只有一次。

近兩年，王燕母親的心情越來越差，屢次想回家鄉，卻說不出口。用老人的話來說，自己的老母親尚在，卻不能盡孝床前，特別愧疚，但也知道女兒這邊需要人手。只有面對孫女時，她才感覺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可孩子們回家后，王燕母親又常常感到很失落：“他們回來后，要么看電視、玩手機、逗孩子，要么還要忙工作。我理解，他們白天累了一天，不想說話很正常，但這樣的生活確實令人感到煎熬，有時候我覺得自己被判了‘有期徒刑’，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刑滿’回家。”

智能鴻溝，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二個難題。

乘坐電梯、刷碼支付，這些年輕人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吳愛芳卻學習了很久。吳愛芳家住在28樓，剛來燕郊時，她一直不會也不敢獨自乘坐電梯，“不想給孩子添麻煩，硬著頭皮也得學，慢慢地也就學會了”。

年紀更大的劉氏夫婦至今不會使用智能手機，更不懂什么叫刷碼支付，出門購物仍選擇現金支付。“外孫女教過我很多次，但是我總是記不住，教來教去還不如直接使用現金。”說著，劉老爺子拿出來一個盒子打開，里面放著各種零錢硬幣，“你看，這些都是我平時攢下來的，為了買東西方便”。

孤獨，是這些老人遇到的第三個難題。

與吳愛芳一樣，陳璐在縣城也同樣沒有什么朋友。雖然陳璐不存在語言不通的問題，但平時也很少與人來往。除了認識房東外，誰都不認識，偶爾跟同樣租房的鄰居打聲招呼便關上了房門。唯一與外部聯系的渠道便是自己的手機。

“孤獨是肯定的，孫子回來還能跟我說句話，平時屋里就我一個人，連個聲響都沒有。”為了節約話費，陳璐甚至連電話也不會輕易打。

在北京生活的劉氏夫婦同樣深感孤獨，“只希望外孫女今年能順利考上研究生，我們老兩口也能趕快回家，這里一個熟人都沒有，誰也不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