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回國記：其父楊武之曾三赴日內瓦勸其回國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批滯留海外的科學家響應新中國政府的號召，紛紛回國，以實現“科學救國”之夙愿。但是，在那個特殊年代，也有一大批海外科學家出于多種因素的考慮，沒有選擇回國，而是選擇留在海外發展。楊振寧先生就是其中頗有名氣的一位。楊振寧是在1964年春加入美國籍的。在此之前，新中國曾數次放出明確信號，邀其回國；其父更是三次赴瑞士日內瓦與其相見，任務之一就是勸其回國。考察楊振寧在1964年之前與國內的聯絡情況，對于理解那個時代滯留海外的華人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和艱難抉擇是有益的。

楊振寧

楊武之受命赴日內瓦面見楊振寧

楊振寧進入新中國政府的視野并試圖爭取他回國，還要從其父親楊武之說起。楊武之是第一位在美國獲得數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1928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后回國，先后執教于廈門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復旦大學等，是彼時國內著名的數學家和教育家。新中國成立后，楊武之任教于復旦大學，舉家居于上海。

楊振寧與家里的聯絡一直都很暢通。從筆者目前掌握到的材料來看，在新中國成立的最初幾年里，沒有證據顯示楊振寧與家里的信息往來涉及回國問題，他與家里的聯絡更沒有驚動政府。變化發生在1957年春夏之交。

1957年夏天，楊振寧應邀到瑞士日內瓦工作幾個月。作為二戰中立國，瑞士早在1950年1月就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與新中國建交。楊振寧一直掛念著國內的父親，便給上海的家中發了一封電報，大致內容是說自己不久將會帶著妻子杜致禮和孩子到瑞士日內瓦工作一段時間，希望父親能到日內瓦來團聚，見見從未謀面的兒媳婦和孫子。接到電報后，楊武之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他寫信向周恩來總理求助。據楊振寧的三弟楊振漢回憶：“父親即親筆寫信給周總理，請求能去瑞士同大哥見面，并打算乘此機會說服大哥，要他不去臺灣，最好回到中國大陸來。”很快，楊武之的請求得到了周恩來的批準。在這里，幾個方面因素發揮了作用。

1956年，楊振寧與李政道合作提出宇稱不守恒理論，1957年1月該理論得到了實驗的證實，遂成為科學界基礎理論上的重大發現，在國際上引起很大反響，楊振寧、李政道當時已成為國際知名的青年物理學家，而且引起了國內科學界的高度關注。比如，官方學術組織中國物理學會就于1957年2月18日向李政道、楊振寧、吳健雄分別發去了賀電：“我們代表中國物理學會對你最近在物理學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熱烈的祝賀，中國的物理學家們為你們的成就感到巨大的贊佩和驕傲，并祝你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對于這樣卓有成就的國際知名科學家，自然是新中國政府努力爭取的對象。恰在此時，楊武之主動提出要說服兒子楊振寧回國，于是，同意楊武之赴日內瓦就成了一件兩全其美的事情了。

據楊振寧的妹妹楊振玉回憶，國務院辦公室派人來到復旦大學，由她帶去華東醫院看望楊武之。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協助下，帶病的楊武之先到北京，并在北京醫院住院治療一段時間，離京之前去了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一號看望從未謀面的親家杜聿明先生。杜聿明托楊武之帶了一封親筆信給他分別多年的女兒杜致禮。

楊武之于6月中旬抵達日內瓦，與楊振寧一家相處數周，于8月底返回上海。在日內瓦期間，楊武之沒有忘記自己向周總理的承諾，積極爭取楊振寧。他向楊振寧介紹了新中國的各種新氣象和新事物，并一起去中國駐日內瓦領事館看紀錄片《廈門大橋》。據楊振漢回憶：“父親從日內瓦回來后告訴我們，大哥和李政道于1957年初揚名世界以后，臺灣即不斷地派人去拉攏他們，希望他們能回臺灣工作，或至少是去臺灣講學，父親說，他告誡大哥和李政道，即使因為種種原因，目前不能回到中國大陸，但絕對不能去臺灣。當前的形勢將是中國大陸會一天天強盛起來，臺灣會慢慢萎縮下去，這就是當今潮流。”由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楊武之爭取楊振寧回國是認真的，但“因為種種原因，目前不能回到中國大陸”，楊武之的爭取沒有成功。至于“種種原因”有哪些，我們不得而知，但從楊振寧緊接著與國內方面的第二次接觸，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張文裕兩次當面爭取楊振寧回國

1957年10月，李政道、楊振寧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獲此殊榮，故而在國內引起極大震動，《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學通報》等主流媒體紛紛給予報道，提振人心。中國物理學會再次發去賀電，電文中說：“中國物理學家對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同時，中國政府還決定派物理學家張文裕前往瑞典斯德哥爾摩參加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用意就是要爭取李、楊回國。之所以委派張文裕前去，主要是考慮到張文裕本身就是著名物理學家，西南聯大時期張文裕曾是李、楊二人的老師。張文裕旅美期間，與李、楊之間也一直保持聯系——李、楊發表在美國《物理評論》上獲諾貝爾獎的科學論文的預印本就是張文裕在1956年10月份回國時帶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