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辱母殺人案：警察“不作為”背后的生存邏輯

近些年基層警務人員擴張，但新進的警察隊伍的法治素質和意識成了很大問題。他們遇到這類的情況，沒有危險意識的預判能力。而這種能力不足，甚至比警察“涉黑”更為可怕。

所有人都在討論“辱母殺人案”——山東男子于歡因母親欠債遭11人凌辱，怒將凌辱之人刺死，被判無期徒刑。

所有人都在憤怒。一審判決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人們義憤填膺、罵聲如潮，甚至人們開始相互傳播，“當社會把你逼的走投無路的時候，不要忘了，你身后還有一條路，那就是犯罪，記住，這并不可恥。”

這是絕望之后最后的反抗，當時的情境，已然無法要求去用理性面對。但司法的審慎，不能失去理性和公正。也因此，人們基于對法治那尚未喪失的信仰，期望接下來的開庭審理，能夠給予那些絕望之谷的人們，一絲正義的溫情。

上面這些，是“辱母殺人案”被媒體曝光之后，人們對個案正義的訴求。但更令人心生憂慮甚至恐懼的，不僅僅是一審判決可能存在的司法不公，而是案件發生時警察的不作為。甚至可以說，這才是導致辱母殺人案發生的催化劑。

正如有人所說的，比“辱母殺人”更為荒謬的，是警察已經身在現場，卻既沒有保護于歡母子，也沒能保護追債人杜志浩，而是輕輕甩下一句話就轉身離去。案件發生后引來的倫理、正義、量刑的討論，都與此不無關聯。

如果說，一個地方的警力弱到這種地步，誰應該對此負責呢？普通居民又該怎么辦呢？

很遺憾，這樣的現象，在基層非但不是個案，相反還極具普遍性。只不過，絕大多數時候，事情沒有鬧到“辱母殺人”這么大而已。

現實中，因為民間借貸而滋生的違法討債，是較為普遍的現象。而基層警察的應對，往往也與辱母殺人案中高度相似。

如去年的一則新聞：2016年8月2日，河南省方城縣居民李志國在自家樓頂跳樓身亡。原因是，“討債公司”的一幫人在他家吃住7天，反復辱罵李志國，不讓他睡覺，逼其還錢。而之前出警的警察所做的，僅僅是收繳了“討債者”的木棍。

很多人非常自然地推斷：正是警察的不作為，縱容了惡的繼續，也讓于歡徹底陷入了絕望，以至于以極端方式絕地反擊。那么，除了重新審視司法裁判環節外，檢視基層警察的生存邏輯，同樣是“辱母殺人案”不可或缺的一環——并且，這很可能是防止類似違法暴力追債案再度發生的根本。

面對類似的暴力追債，警察不作為有兩種表現，一是完全不管不問，二是管了，但程度不足以制止惡的繼續。

前一種情況，背后折射的是基層警察“贊助式”的生存邏輯——在一些地方，由于警察的權限和威力比較大，游走在社會灰色地帶的勢力，為了能夠獲得相對的生存空間，便以利益“孝敬”、“贊助”基層警權作為他們日常行為。于是當類似追責事情發生，短時間限制了欠債人的人身自由后，即便警察接到報警也可能選擇不管不問，直至發生惡性事件才會作為。

后一種情況，警察出警的效果有限，除了可能受到的利益污染外，跟基層警察本身的法治意識和危險預判不足，也有很大關系。

“辱母殺人案”中的警察“不作為”，究竟屬于那種情況，尚需要司法機關的全面調查，此時不宜定論。但即便排除警方同涉事團體有利益勾連，對后一種情況——即警方的“能力不足”，基本上也可以判定八九不離十。而這正是近年困擾基層執法更突出的問題。

據筆者觀察，近些年基層警務人員擴張，但警察隊伍新進者的法治素養和意識成了很大問題。擴張的過程中，將警務人員的門檻等同于普通公務員，按照普通公務員考試的方式和內容進行選拔，成績達標即錄用。之后，對新進人員的培訓也很簡單，很多地方為期半個月的集訓，也不過是培訓一些應對小偷小摸的審案技巧，比如唱紅臉和白臉的角色扮演等。

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地方的基層警察遭遇極端情況，沒有危險意識的預判能力。

就像辱母殺人案中，警察出警后，對危險的預判只是“不能動手打人”——他們也想不到，事態竟會鬧到后來這樣難以收場。

而某種程度上，這種能力不足，甚至比警察“涉黑”更為可怕。涉黑的畢竟只是少數，但本應阻止犯罪的警察，沒有預判犯罪危險的意識，明知限制人身自由違法而不制止，如果這成了基層警察行事的普遍特征，那么公共社會運轉的秩序底線，將以違法的方式不斷被突破，惡的潘多拉盒也將因此被打開。公民對自身安全的期望，將可能喪失法治的信仰，取而代之的很可能就是絕望之后的以暴制暴。

辱母殺人案最新的消息顯示，最高檢派專員調查警察是否失職瀆職。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信號。而我們更有理由期待，在聚焦辱母殺人案本身的司法正義基礎上，這件事能成為重新審視基層警察群體法治素養和執法規范的一個開始。

文/張定（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