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書評》創(chuàng)始人之一逝世，他的雜志是座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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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書評》創(chuàng)始人之一羅伯特·希爾弗斯（Robert Silvers）本周一在他位于曼哈頓的家中逝世，享年 87 歲。在他的帶領(lǐng)下，《紐約書評》成為了美國頂尖的文學(xué)期刊之一，帶來了杰出作家們關(guān)于文學(xué)和政治深入而富于思辨的文章。

《紐約書評》出版人雷亞·赫德曼（Rea S. Hederman）確認(rèn)了羅伯特的去世。

創(chuàng)建于 1963 年誕生的《紐約書評》是帶著任務(wù)來的：提升美國書評和文學(xué)討論的標(biāo)準(zhǔn)，培育政治-文化散文的混合形式。希爾弗斯默默地像傳教士一般為這本期刊投入著心血，并最終成為了這本期刊無法分割的部分，同時也讓期刊成為了他的一部分。

他和芭芭拉·愛潑斯坦（Barbara Epstein）一直在分擔(dān)《紐約書評》的編輯工作，直到后者在 2006 年去世。但是希爾弗斯象征了《紐約書評》的神秘色彩，因為他堅持留在幕后，不愿接受訪問或者出席公共場合。

“我把自己的名字印到了紙上，其他的我不在乎被人知道。”他這樣告訴《Intellectual Skywriting: Literary Politics and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一書的作者菲利普·諾比萊（Philip Nobile）。在 2008 年接受網(wǎng)絡(luò)節(jié)目 Thoughtcast 訪問時，希爾弗斯說：“編輯相當(dāng)于中間人，他應(yīng)該避免居功自傲，作者才是關(guān)鍵。”

圖片來自 Wikimedia Commons

他每天早到晚歸。重量級的雞尾酒派對與他來言是尋找作家和靈感的狩獵場。他和伴侶達德利伯爵夫人格蕾絲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他們分享著對歌劇的熱愛和一處位于瑞士洛桑的度假屋。后者在 12 月去世。希爾弗斯身后只留下了侄子和侄女。

他無限的激情在為讀者服務(wù)的出版界找到了出口。當(dāng)有人要他描述自己的讀者時，他曾這樣回答：“我真的不太了解他們。”

他最開心的時候，莫過于被在他的奉承和“誘騙”下約來的作家手稿環(huán)繞之時，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百老匯表演《邊緣之外》（Beyond the Fringe）結(jié)束之后攔住了喬納森·米勒（Jonathan Miller），讓他為第一期《紐約書評》寫了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小說《馬人》（The Centaur）的評論。當(dāng)撰稿人為期刊寫稿的時候，他還會把有關(guān)的剪報、事后想法、筆記和深入閱讀的建議源源不斷地發(fā)給撰稿人。

對他來說，在假期里尋找撰稿人已成習(xí)慣。在圣誕節(jié)早上接到他的約稿電話也并非意外。

大部分作家對他的尊敬快到了害怕的程度。

“他既是一個少有的編輯，也是一個理想的讀者，”從 1985 年就為《紐約書評》撰稿的伊恩·布魯馬（Ian Buruma）在 2011 年針對這篇訃告的一次采訪中說道。“他不僅滿懷同情，而且你知道他會明白你在寫什么，而且不會改寫你的東西，因為他也非常想成為一名作家（所以明白作家不喜歡什么）。他廣泛的興趣以一種深奧的方式顯得不同尋常，好比一個對于很多事物了解甚多的博學(xué)家。”

羅伯特·本杰明·希爾弗斯 1929 年 12 月 31日生于紐約長島一個名叫米尼奧拉的村莊。他的父親是一名離開曼哈頓享受鄉(xiāng)村生活的商人。他的母親羅斯·羅登（Rose Roden）是早已經(jīng)停刊的《紐約世界》（The New York Globe）的音樂評論人。作為一名早熟的學(xué)生，希爾弗斯 15 歲的時候從羅克韋爾森特的中學(xué)畢業(yè)，進入芝加哥大學(xué)。他上了一個兩年的跳級項目，在 1947 年獲得了學(xué)士學(xué)位。

希爾弗斯在耶魯大學(xué)學(xué)了三學(xué)期法律，沒什么激情。1950 年，他參軍后被派駐北約巴黎總部的情報圖書館，并在巴黎大學(xué)和巴黎政治學(xué)院（Sorbonne and Sciences Po）學(xué)習(xí)。

在服完兵役之后，他留在了巴黎，和未來的樂隊指揮彼得·達欽（Peter Duchin）共住在塞納河的一艘駁船上。他靠當(dāng)出版商 Noonday 的代表和世界青年大會（World Assembly of Youth）季刊編輯勉強維生，他也許不知道的是，這本雜志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的。

認(rèn)識喬治·普林頓（George Plimpton）帶給了他新創(chuàng)刊的《巴黎評論》（Paris Review）的總編職位，當(dāng)時這是一本混亂而急需編輯指導(dǎo)的雜志。“這對我來說似乎是自然而然的，這是一份我不需要選擇的工作，”希爾弗斯這樣向《衛(wèi)報》解釋自己擔(dān)任總編的決定。

在諾比萊為自己的書所做采訪中，普林頓這樣評價希爾弗斯：“他很害羞但又難對付，是所有這些喧囂中的強音。是他塑造了《巴黎評論》。”

1958 年，《哈潑斯雜志》（Harper’s）的編輯約翰·費舍爾（John Fischer）在普林頓父親、企業(yè)律師弗朗西斯（Francis）的推薦下雇傭了希爾弗斯，負(fù)責(zé)雜志的文學(xué)類文章和書評。

在這期間，希爾弗斯因為發(fā)掘了伊麗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阿爾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等新作家并推出了主題期刊而成名。最著名的一期是 1959 年 10 月出版《在美國寫作》（Writing in America），這期雜志之后集結(jié)成書，包含了希爾弗斯不署名的一篇散文。

在那期雜志里，他讓文學(xué)評論家哈德威克寫了一篇關(guān)于美國書評現(xiàn)狀的深入報道。哈德威克說，美國報紙和雜志里的書評都不溫不火、敷衍了事、空洞無物，總而言之一句話：根本算不上書評。她批評的對象主要是《紐約時報書評》。

三年之后，一場排字工人的罷工逼停了紐約的九家主要報紙。

時機再好不過了。

蘭登書屋（Random House）的編輯杰森·愛潑斯坦（Jason Epstein）和他做自由編輯的妻子，以及哈德威克和她的丈夫、詩人羅伯特·洛厄爾（Robert Lowel）討論了創(chuàng)辦新出版物的提議。他們腦海里文學(xué)評論的樣本是倫敦的《泰晤士報文學(xué)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或者普里奇特治下（V. S. Pritchett）的英國雜志《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的文學(xué)部分：它得是一個供作家們深入激進討論思想、書籍、政治的論壇。

當(dāng)針對報紙的罷工剝奪了書籍出版商們主要的廣告渠道后，幻想獲得了堅實的基礎(chǔ)，愛潑斯坦立即聯(lián)系了希爾弗斯邀請他當(dāng)編輯，而他當(dāng)時正有著類似的想法。

當(dāng)晚，希爾弗斯和幾個同謀者齊聚《哈潑斯雜志》辦公室，他們一起研究了成堆的評論書籍，最后編定出了一份理想的評論人名單。

1963 年 2 月 1 日，第一期試發(fā)行的《紐約書評》出版后，名單里很多名字都出現(xiàn)在了里面，而且都是免費撰稿的：卡津、麥卡錫、米勒、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歐文·豪（Irving Howe）、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威廉·斯泰倫（William Styron）。結(jié)果十萬印刷量全部銷售一空。

在極短的時間里，《紐約書評》已經(jīng)不僅開始盈利，并迅速成為另外兩本雜志《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以及 1945 年創(chuàng)刊的美國版《評論雜志》（Commentary）的競爭對手。不過與那兩份刊物不同的是，它的出發(fā)點始終只在書籍和出版領(lǐng)域。

2012 年，羅伯特·希爾弗斯在《紐約書評》的辦公室內(nèi)。圖片版權(quán)：Fred R. Conrad/《紐約時報》

希爾弗斯喜歡那種既觀點鮮明又能進行充分論證的文章。1967 年接受《時代》（Time magazine）采訪時他說：“我們喜歡讓那些有深刻見解的專家去分析一些重要問題。”

他還喜歡留給作家更自由的寫作空間，隱晦也好直白也好，不再受大部分美國出版物所強加的一些約束。

1999 年，希爾弗斯在加州大學(xué)伯克利分校新聞研究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接受采訪時表示：“在我們看來，書評這種形式幾乎可以用來評論任何類型的出版物、分析任何問題，因為總會有一書是是與此相關(guān)的。書評可以從一種批判視角對最緊張的政治問題施加影響。”

多年以來，《紐約書評》以涉獵廣泛的文章而著稱，這些文章常常只是粗略提到多本書的書名，有時甚至有十幾本，進行名義上的所謂研究。

希爾弗斯喜歡給作家分派一些意料之外的主題。發(fā)現(xiàn)梅勒在《為我自己做廣告》（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一書里評估“天才作家”時把麥卡錫排除在外，他就指定梅勒去評論麥卡錫的小說《群體》（The Group）。在政治評論中也是一樣的邏輯，他把麥卡錫派到越南河內(nèi)，還把不情不愿的奈保爾（V. S. Naipaul）派去參加 1984 年在達拉斯舉行的全美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1982 年，瓊·迪迪安（Joan Didion）和丈夫約翰·格雷戈里·鄧恩（John Gregory Dunne）到薩爾瓦多旅行，希爾弗斯從她那里“騙”來一系列長篇加急評論，全都是關(guān)于一個右翼專制統(tǒng)治下的國家的困難局勢。這些文章后來集結(jié)成了暢銷書《薩爾瓦多》（Salvador）。

編輯工作就像是希爾弗斯的特色表演。

2006 年，迪迪安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說：“鮑勃編輯《薩爾瓦多》的方式就是不斷督促我緊跟局勢變化，還會給我指出文章哪些部分比較薄弱。比如我把一篇文章結(jié)尾不夠有力的文章交給他，講的是在回美國的航班上遇到了一個美國新教大學(xué)生。也就是說，它只是一段合乎邏輯的旅行經(jīng)歷，而不是可以引起興趣的結(jié)論。”

“鮑勃教我避免這種問題的方法是建議我不要刪掉這段（它還保留在文章里），而且要引申這一段，在它的基礎(chǔ)上再寫回政治局勢。“

有愛潑斯坦擔(dān)任共同編輯、惠特尼·埃爾斯沃思（A. Whitney Ellsworth）做發(fā)行人，希爾弗斯在文學(xué)與政治爭論最為激烈的 1960 年代保住了《紐約評論》。在整個 1960 年代，他就美國的東南亞政策發(fā)行了一系列探索性評論，其中以伊西多爾·范斯坦·斯通（I. F. Stone）和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文章最為突出。

雜志跟新左派打成一片，成為了激進派時尚的代名詞。1967 年 8 月 24 日發(fā)行的那期可以代表它的政治立場。左翼記者安德魯·科普坎德（Andrew Kopkind）尖刻評論了小馬丁·路德·金牧師（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所著的《我們何去何從？混亂還是和諧？》（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一書，輕蔑地認(rèn)為作者是一個絕望的妥協(xié)者；湯姆·海登（Tom Hayden）則寫了一篇對美國紐瓦克市種族騷亂的分析，并附了一張教人們制作燃燒瓶的圖表。

隨著越南戰(zhàn)爭的結(jié)束，希爾弗斯為《紐約書評》引入了一批英國撰稿人，比如弗蘭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A·阿爾瓦雷斯（A. Alvarez）、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A·J·P·泰勒（A.J.P. Taylor）和克里斯托夫·里克斯（Christopher Ricks）。他們?yōu)殡s志帶來了一種更加穩(wěn)重的文學(xué)基調(diào)，使之看上去不太像是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主導(dǎo)紐約知識分子生活的“聒噪式”政治期刊的繼承者，反而更像是《愛丁堡評論》等維多利亞時代高貴的王牌雜志。

政治從未完全從雜志的內(nèi)容中消失。希爾弗斯從一開始就把人權(quán)和限制國家權(quán)力過度膨脹的需要確定為他的首要關(guān)注點，有時還會將其上升到“圣戰(zhàn)”級別。支持政治犯和侵犯人權(quán)事件受害者的請愿書和短評是該雜志的一個長期特點。

2004 年，他在接受《衛(wèi)報》采訪時表示：“我不認(rèn)為世界上的某些事情擁有來自自身的必要權(quán)威。這包括對于政府的懷疑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持有的一種重要視角。”

雖然希爾弗斯擁有魔術(shù)師般的光環(huán)，在《紐約書評》雜志社具有看似神圣的地位，但他也遭到了一些批評。他似乎對年輕作家沒什么興趣，尤其是在 1970 年代。《紐約書評》似乎存在嚴(yán)重的“崇英”（崇拜英國）情結(jié)。

雖然《紐約書評》自我標(biāo)榜為知識分子的競技場，但它有時很保守，甚至很乏味。同樣地、幾位作家會一期接一期地連續(xù)出現(xiàn)。有一段時間，雜志被調(diào)侃為“紐約圖書互評”。希爾弗斯對于撰稿人的態(tài)度忽冷忽熱，時而殷勤地取悅他們，時而又在不做解釋和道歉的情況下將他們拋棄。

喬治·W·布什（President George W. Bush）當(dāng)選總統(tǒng)以后，美國的干涉主義外交政策變得更加明顯，并在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行動中達到頂峰。此時，希爾弗斯將《紐約書評》改造成了一個主要的批評聲音。他重新捕捉到了 1960 年代的戰(zhàn)斗精神，他的雜志連篇累牘地對政府的外交、戰(zhàn)爭行為和公民自由記錄做出了尖銳的批評。

對于該雜志的重新爆發(fā)，斯科特·舍曼（Scott Sherman）在《The Nation》 雜志上表現(xiàn)出了帶有一絲震驚的贊賞，他表示，“《紐約書評》以強大好戰(zhàn)者的身份重新出現(xiàn)在了政治舞臺上。”

對于希爾弗斯來說，《紐約書評》從未改變，改變的只是周圍的世界環(huán)境。自從報界大罷工以來，這份雜志一直保持著它的個性和使命。

希爾弗斯在 2005 年接受《The New York Observer》采訪時表示：“我感覺這是一個極好的機遇，因為它很自由，因為你覺得自己有機會以一種有趣的方式應(yīng)對一些不可思議的、極為有趣的重要問題。這是人生中不同尋常的機遇，如果一個人不努力對其進行充分利用，那他才是傻瓜呢。”

翻譯 熊貓譯社 Harry 喬木 劉清山

題圖來自 Wikimedia Commons

? 2017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