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倫敦不再寬容，我們或許該問：這個偉大城市會沒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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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或許可以算作是全世界的首都。你也可以說紐約才是，不過說倫敦是也有著充分理由：現代倫敦是借由全球化進程發展起來的大都會；漫步在霍爾本大街，乘自動扶梯下去坐地鐵，聽聽周圍的各種語言，就能聽到意大利語混雜著印地語，或漢語，或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走過市中心，走過金融區，你能聽到國際資本主義的管理體系。倫敦還是全世界的銀行。

倫敦很古老，但也很新潮。它既是城邦也是城市，有著流傳世界的文化與經濟。倫敦似乎是洛杉磯、華盛頓和紐約的集合體。想象一下，如果美國某個城市同時擁有好萊塢、白宮、麥迪遜大街、華爾街及百老匯，那是怎樣一種光景……倫敦差不多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現代倫敦的發展理念是，讓城市成為全球大熔爐、全球貿易商行、全球媒體機器，以及個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容忍其他人的地方。它認為，與世界其它地方相關聯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但當這種理念竟然意外被放棄之后，倫敦會發生什么呢？

世界十字路口的場景：圣潘克拉斯國際火車站（St. Pancras International），乘客可以在這里搭乘前往巴黎的火車。

為上個月恐怖襲擊中的遇害者舉辦集會。

西歐最高建筑碎片大廈頂端觀景平臺的玻璃上映照出的游客。

倫敦電 — 圣潘克拉斯國際火車站是維多利亞建筑奇跡在 21 世紀的重現，車站于 10 年前投入使用，集中體現了某個特別的理念：英國是某個比自身更加龐大的存在的一部分，它歸屬于一個由許多國家組成的集合體，這件事簡單自然得就像上火車一樣。

最開始人們都覺得震驚又興奮，居然可以在倫敦站臺上搭乘一輛歐洲之星，穿過英吉利海峽，穿過法國的田野，三小時內抵達巴黎北站。乘坐歐洲之星可以充分感受到這兩個城市同屬于一個更加龐大的組織——其實倫敦太簡單直接，巴黎則如此浪漫神秘，二者彼此間在很長的歷史時間里都是競爭與不和的關系。

歐洲之星是一個時代的象征，在這個時代里，倫敦似乎也在不可避免地沖向歐洲。至少到目前為止的理念都是如此，但它也是被稱為“英國脫歐”的進程的開始。如今火車仍在奔馳，但曾經創造了現代倫敦的那個時代似乎已經遠去了。

那天，一位準備搭乘歐洲之星前往巴黎慶祝自己 43 歲生日的出版商馬丁·伊登（Martin Eden）在候車時表示：“我們對全世界做出了一個可怕的聲明，這太讓人難過了。”談到歐洲時他說：“我們應該越來越團結到一起，而不是彼此分裂。”

遇到伊登的時候，我正在圣潘克拉斯車站里四處閑逛，當時恰逢英國正式提交申請退出歐盟。那是 3 月 29 日——你也可以叫它脫歐日——的午餐時間，英國向布魯塞爾遞交了一封信，從此開啟了長達兩年有關脫離歐盟各項規則的談判。

不過，就在英國想方設法告別那個日益疏遠的 44 年伙伴時，倫敦所面臨的卻是另一種挑戰：這個偉大的全球化城市在去年夏天的全民公投中，倫敦市民以壓倒性優勢投票反對脫歐，現在它又該如何在一個原則上似乎與自己完全相反的政府領導下，去適應種種不確實的未來呢。英國脫歐不僅讓英國離開了歐洲，同時也讓英國內部分裂了，倫敦在一邊，英格蘭大部分地方在另一邊（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投票結果也是留歐，不過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對于很多住在倫敦的人來說，去年的投票感覺就像是一種拋棄，不僅拋棄了歐洲，更拋棄了倫敦作為全世界最有活力最生機勃勃的國際都市一直以來所呈現的那些價值觀：比如開放性、寬容性、國際性，以及最好向外看、而不是只顧向內看的認知。那天我走在圣潘克拉斯車站的時候，感覺四下都彌漫著一種憂郁的感覺，而那時，英國其它大部分地區卻都在進行慶祝。

第二天早上《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頭版標題是“一個偉大的時刻”；《太陽報》（The Sun）則用的是“多佛與離開”——它說的是英國南部沿海的多佛白崖。不過即使英國大部分地區都抱怨了移民涌入、英國價值觀被侵蝕以及資源被歐洲抽取等問題，倫敦也一直是那個你能想象到的、最多元與開放的城市，作為一個有著兩千年歷史的大都市來說尤為如此。

這里住著英國巨富，也住著很多極其貧困的人，他們相對和平地共同生活在這個地方。倫敦到處都是英國的地標：大本鐘、白金漢宮、圣保羅大教堂……同時還有擁有由 270 種民族組成的 870 萬居民。

英國脫歐使這個偉大城市脫離寬容，陷入了無序。沒人可以預測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這座城市會是什么模樣。如果歐洲和英國之間的個人旅行變得不再那么方便，那么人員、資金、工作、商業和語言等方面的交流也會不再容易。也許更重要的是，人們無法判斷這些是否仍然值得贊美，不管在英國還是其它地方。

“現在倫敦變成了一個怪異的地方，”作家尼克斯·舒克拉（Nikesh Shukla）說，他的《好移民》（The Good Immigrant）一書中收錄了由非白人英國人寫的文章，講的就是這個讓他們感覺日漸疏離的國家。他目前生活在布里斯托爾，不過是在倫敦長大的，他說，倫敦這個城市“感覺就像是我眼中的英國的唯一密封珍藏版”。

“政府表示在努力讓英國回歸原樣，但其實它正在失去倫敦人民的心。”舒克拉在接受電話采訪時說：“人們會覺得很不安，因為未來很多方面還處于危機中。他們是生活在這個城市里的人，他們為社會做出貢獻，他們擁有家庭，有一定社會地位和財務能力，但就是這些人的未來，現在也無法確定了。”

千禧橋，泰晤士河上的一座步行橋。

接下來會怎樣？誰都不敢肯定。當然，即使麻煩如影隨形，脫歐前的英國也還在歡呼。這可能是現代歐洲最為喧囂復雜的一次分裂吧。倫敦依舊繁忙，地鐵仍舊人滿為患，酒吧仍然生意興隆。但可以肯定，這會是個尷尬的時期。倫敦無疑是個偉大的城市，但現在或許要在偉大上畫一個問號了。

一個女人在她游牧社區花園的店里。

德特福德格林學校的乒乓球運動，全面發展是該校的優勢。

布里克巷清真寺的祈禱者，這里最初是一所教堂，但 1976 年這里經過改造后，成為了孟加拉國移民的居所。

我在倫敦住了十五年，2013 年回到紐約。再回來的時候，倫敦發生了巨大變化，它更開放、更國際化、更熱情也更有激情。食物更美味，店鋪營業時間更長。我們的社區就像是聯合國一樣，因為相互的理解，我們之間的差異也消失了。

倫敦也更加富裕，但這也不一定是好事：市中心物價之高讓人無福消受。俄羅斯的寡頭們和全球其他的超級富豪掘地三尺，打造帶泳池和車庫的豪宅，但每年他們可能只在這里停留數周時間。

歐洲似乎是個遙遠的概念，但如今它似乎就在家門口。成群結隊的法國人、波蘭人和西班牙人涌入，之后還有飽受爭議的羅馬尼亞人。你無論何時走進藝術館或者電影院，都能感覺到英國文化深深受益于歐洲的融資。越來越多的特惠歐洲航線讓機票比火車票還劃算。那時候的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就喜歡去意大利的托斯卡納度假。

離開之后我回來過幾次，過去幾個月里也回來過兩次，但我感受到了一些變化：人們對未來的恐懼，以及非英國裔族群對身份的懷疑。

英國 Politics.co.uk 網站編輯伊恩·鄧特（Ian Dunt）說：“即便那些還沒討論要不要離開的人們，他們與國家的關系也從根本上發生了破裂。當人們高呼反對移民時，沒有人會把矛頭指向德國建筑師或法國律師。，但這些人也開始感受到了英國面對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冷淡、狹隘和漠視，只不過還沒有赤裸裸的敵意。”

倫敦是個大城市，尾大不掉又變化無常。要定義這個城市并不容易。

在這里，盡管反穆斯林、反移民的情緒加速了脫歐的進程。倫敦第一位穆斯林市長薩迪·汗（Sadiq Khan）的父母分別是公交車司機和裁縫，他們都是巴基斯坦人。這里有國際金融家和花花公子，歐盟官員和歐洲敗類，也有來自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經濟不景氣歐洲國家的移民，他們聚集在城市邊緣的單元房里，在咖啡館、建筑工地和酒店里工作。32 歲的帕洛·馬蒂尼（Parlo Martini）說：“在倫敦，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因為每個人都是。”我在肯特鎮遇見了這位來自巴西的理發師，他的老婆是波蘭人，而女兒是英國人（按出生地算）。他來這里十年了，但脫歐對他的家庭來說意味著什么，誰也不能肯定。

倫敦發生變化的原因之一，就是各個部分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經濟狀況和民族各不相同的人們聚集在此。每個區都有豪宅也有公共住宅，兩者之間相距又不會太遠。

基爾本的房產中介達拉·加里安（Dara Djarian）今年 25 歲，他的父母分別是法國人和伊朗人。

加里安說：“不僅僅是你我貧富的問題。”他認為倫敦這些雜亂的社區就像是巴黎城市郊住宅一樣，而城市中心則大多被阿拉伯移民占領。所有人都混雜在一起。”

我從他的辦公室俯瞰基爾本的大道，終于明白了他說的話的含義。一家波蘭熟食店緊靠一家意大利餐廳，街對面是一家傳統式的倫敦酒吧，旁邊則是一家清真肉鋪。這里還有伊朗家具店、英國國食魚和薯條、專為女士服務的發廊、高級浴室潔具商店、高端咖啡店和曲高和寡的藝術影院，這家影院的目標群眾應該只有嬉皮士和電影迷。

加里安說：“唯一不常見的就是英國人。他們都搬到了鄉下或者郊區。”二月的時候，海德公園吸引了許多參加政治集會的人。奇怪的是，或者說應該引以為怪的是，這次集會的主導人員艾曼努爾·馬克隆（Emmanuel Macron）正在競選法國總統。馬克隆來到倫敦，因為大約有 27 萬法國人居住在此，這些人已經足夠組成一個新的城市了。（很多都聚集在南肯星頓一個時髦的社區，當地人不很友好地稱之為“青蛙巷子”）

魯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旗下的倫敦《泰晤士報》并不是歐盟的崇拜者，當然也不是法國的崇拜者。該報派遣其政治專欄作家帕特里克·基德（Patrick Kidd）對此次活動進行了報道。

不過基德無法明確告訴讀者馬克隆說了什么，因為正如基德在文章中吹噓的那樣，盡管他在學校里學過法語，但他并不會講法語。在他看來，當你很容易嘲笑法國人的法國人身份時，當英國人的身份使你感到自己優于鄰居時，你還有什么理由去努力學習法語呢？

回憶起自己在學校里學過的法語課，基德寫道：“馬克隆一次也沒有問過 la gare（火車站）的方向。他甚至沒有說過‘zut’（見鬼）和‘bof’（一般般）。你會懷疑他到底是不是法國人。”

考慮到默多克的報紙和英國其他右翼新聞媒體幾十年來一直在培養保守黨歐洲懷疑主義派別長期持有的古老的反歐基調，基德的傲慢并不令人吃驚。即使倫敦（至少是倫敦的大多數人）歡迎或容忍所有這些改變，英國各地仍然有許多人（尤其是老輩人）哀嘆自己已經認不出小時候的那個英國了。

民粹主義小報進一步煽動了這種焦慮和怨恨，這些報紙常常用“簡單的成見”為這種情緒作掩護，并說任何反對這種報道的人是追求“政治正確”的乏味之人。他們用露骨的二戰比喻形容英格蘭與德國的足球賽；他們嘲笑歐洲是缺乏幽默感的德國佬和喜歡吃大蒜的法國佬的地盤；他們諷刺歐盟是一個頑固而失控的官僚機構，只會抽取英國的財富、并向不知情的民眾推行可笑而苛刻的法律。這種零和博弈觀點認為，多元文化主義正在導致英國迷失正確的方向。

在 1997 年的保守黨會議上，在看到英國航空公司 747 的一個袖珍模型時，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憤然說道：“我們的飛機上應該使用英國旗幟，而不是你們放在飛機尾部的這些討厭的東西。” 為了紀念該航空公司覆蓋全球的規模，英航進行了一個短期的臨時項目，其中一個舉措就是在這架飛機機尾上涂裝了一個外國形象。撒切爾夫人在手提包里找出一塊手帕甩到了飛機上，蓋住了飛機的尾部。（她的丈夫丹尼斯補充道：“天哪，我們難道不能使用英國的設計嗎？”）

歷史其實很諷刺，現代倫敦的締造者也許正是撒切爾夫人。1985 年，她的政府在被稱為“創世大爆炸”的改革中解除了對金融市場的管制，為倫敦成長為全球金融巨無霸鋪平了道路。九年后，英吉利海峽隧道開通，這一常識的勝利（隧道的詆毀者發表過許多論調，比如瘋狂的大陸狗可能會利用隧道溜進英國）和工程壯舉似乎將英吉利海峽本身的物理定律和隱喻性規則踩在了腳下。

托尼·布萊爾 1997 年當選首相，結束了托利黨 18 年的統治，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從此，對歐洲的歸屬成了一種近乎時尚的感覺。使用外語突然成了一件極其正常的事情。接著，2012 年，倫敦舉辦了夏季奧運會，宣布自己是一座面向世界的城市，而且證明了這個具有多種語言的地區在專心去做某件事情時運行得多么平穩和愉快，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相處得多么融洽。

23 歲的西班牙人克里斯蒂娜·巴爾瓦（Cristina Barba）告訴我：“這里的人來自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但他們卻可以極其隨意地四處走動。而且這一切使人感到非常自然。”

克里斯蒂娜以每月 750 美元的價格在城市邊緣的一所房子里租了一個房間（更加接近市中心的地區找不到能讓她負擔得起的住房）。她有七位室友，這些室友中包括最近剛剛從意大利和羅馬尼亞來到這里的人。克里斯蒂娜在紅磚巷的 Absence of Colour 店鋪工作。這家商店銷售由一位冰島設計師設計的昂貴的單色服裝，紅磚巷則是一大批孟加拉人的大本營。

“在西班牙，你會感覺西班牙人和外國長相的人之間存在一條界線。在這里你不會感受到任何界線，每個人都可以和其他人和平共處，”克里斯蒂娜說。

泰特現代美術館外中谷芙二子（Fujiko Nakaya）的煙霧裝置。

“小黃瓜”大廈頂層餐廳里的侍者。

上個月的“我們的時代英國版”（WE Day UK）活動鼓勵年輕人思考當地和全世界的社會問題。

Amira Nature Foods 董事長兼總裁卡蘭·查納納（Karan Chanana，左二）在倫敦貝爾格萊維亞街區的家中與客人交談。

在紅磚巷和福尼爾街交匯處，在一排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喬治亞式排屋旁邊，坐落著紅磚巷清真寺。這座龐大的磚混建筑以極具實用性的“重寫本”形式記錄了倫敦的歷史。

這座建筑于 1743 年由逃離宗教迫害的法國胡格諾派教徒建造，最初是一座新教教堂。1819 年，它成了一座循道宗教堂。接著在 19 世紀后期，來自歐洲另一個部分、逃離另一種迫害的猶太人將其轉變成了猶太教堂。最后在 1976 年，它被改造成了清真寺，以容納來自孟加拉國的新一波移民。似乎沒有人認為這些事情有什么古怪之處。

同時，也沒有人認為倫敦是一個烏托邦。這里的種族主義情緒非常活躍，種族政治也并不少見。兩年前，出生于孟加拉國的陶爾哈姆萊茨自治市市長被迫離職，因為法院發現他的競選團隊以多種方式進行了選舉欺詐。那是一個丑陋的時刻，充滿了種族主義指控（和抗辯）。不過人們還是一路走了過來。

隨后接任自治市市長的約翰·比格斯（John Biggs）表示：“不管出于自發還是人為，倫敦看起來是可以正常運轉的。”陶爾哈姆萊茨不僅包含紅磚巷，也包含豪華的建筑群以及英國最貧窮的一部分住宅區，因此比格斯需要應對許多不同的選區。“我們之所以能夠運轉，是因為我們是一群非常寬容的人，而且我們在共同前進。”

和紅磚巷清真寺類似，倫敦正在面對另一次轉型。不過，這一次的轉型存在著很多不確定因素。今年 3 月的恐怖襲擊是一次“羅夏墨跡測驗”，它不僅考察了英國人對于恐怖襲擊原因的看法，而且考察了他們對于城市本身的態度。在倫敦市長汗（Khan）的領導下，許多倫敦人談論了受害者的多樣性，指出他們來自許多不同國家。他們還表示，僅僅由于一名穆斯林極端主義者的行為而詆毀一個宗教的做法是錯誤的。

不過《每日郵報》專欄作家卡蒂·霍普金斯（Katie Hopkins）指出，倫敦對于爆炸的反應只能體現出英國首都與該國其他地區之間的巨大分歧。

霍普金斯女士寫道，倫敦這座城市是“由一層薄薄的文明掩蓋的貧民區，這層文明受到了其穆斯林市長的不斷擦拭，而對這位市長最大的認可來自他父親之前的工作。”霍普金斯女士表示，人們并沒有和睦相處，而是互相憎恨對方。

稍后，霍普金斯女士在福克斯新聞頻道拓展了她的分歧思想，將英國脫歐放在了延伸至大西洋對岸的、支持民族主義、反對移民的全球運動背景中。她表示，倫敦是“加強版奧巴馬”，英國其他地區則是“事實上的特朗普小鎮，也是我所支持的陣營”。

一些生活在倫敦以外的英國人似乎不信任這座城市，對它產生了疏遠感。考慮到這座城市對于國家的重要核心地位，以及人們在訪問這座城市時對它的喜愛程度，上述現象使我感到很吃驚。不過，倫敦引以為傲的事情也使它很容易受到攻擊。目前支持英國脫歐的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在 2012 年時還是一位反對英國脫歐的內政大臣，當時她表示，首都的語言多樣性正在增進這個國家的分裂。

“只需要看一看倫敦，你就會知道我們目前作為一個國家面對的挑戰。在倫敦的所有小學生中，幾乎一半的學生將英語當成了第二語言。對于某些人來說，這是不公平的：如果人們與鄰居使用的不是一種語言，他們怎么能與鄰居建立良好的關系呢？”特蕾莎·梅說。

她的言論與倫敦人的想法之間的差異顯示了倫敦目前如此困難重重的原因。

維多利亞·普雷斯科特（Victoria Prescott）在劉易舍姆區德特福德格林學校擔任英語和電影研究教師，她表示：“學校的本意，是想讓我們所有人在保留自身特點的前提下融入到群體之中。” 普雷斯科特表示，這些在家里分別使用著 40 種不同的語言的學生們可以通過英語沉浸課程迅速適應這里的環境。

學校強調多樣性的力量。如果你在上午課間休息時訪問這所學校，你可以看到一群具有不同膚色和文化的學生在操場上混合在一起，仿佛他們之間的差異并不重要。不過這當然僅僅是故事的一個方面。德特福德格林學校的副校長麗貝卡·卡明斯（Rebecca Cummings）表示，她的一個支持英國脫歐的老鄰居對學校所贊美的事情感到極為憤怒。

“她會說：‘我需要坐在醫生的診療室里等上半天，因為我的前面是一位帶著四個孩子的索馬里移民。’這是倫敦的另一面，”卡明斯說。

這些感受目前正在這座城市生根。支持脫歐的觀念正在變得日益堅定，許多移民（包括富裕的和貧困的移民）正在懷疑留在這里是否還有意義。每個人都在猜測倫敦接下來將會變成什么樣子。

作者舒克拉表示：“我主要關心的問題是，當歐洲移民被攆走時，當學生被攆走時，當所有那些以倫敦為中心的銀行由于這里不再屬于歐盟而離開時，這里還會剩下誰呢？這里只會被那些前來瞻仰女王和特蕾莎·梅的游客占據。”

上月，在圣潘克拉斯火車站，當首相啟動脫歐程序時，這里沒有任何正式慶祝活動。開往巴黎的列車并沒有停止運行，也沒有一個人在大門口被撤銷護照。不過你可以在車站廣場上聽到鋼琴聲——原來英國推行了一個項目，將鋼琴安裝在公共場所，任何人都可以彈奏。

站在鋼琴旁邊的朱莉·沃克（Julie Walker）和她的丈夫西蒙（Simon）表示，他們選擇了一首曲子，以表達他們的喜悅之情。他們說，正像他們看到的那樣，英國做了一件好事，切斷了與威脅英國獨立自主的外部世界的“所有聯系”。他們請求鋼琴家斯圖爾特·耶夫（Stewart Yeff）彈奏的曲子是萊昂納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哈利路亞》。

這似乎很恰當，因為這首曲子聽上去像是一首慶祝性的歌曲，但它實際上充滿了哀傷。

翻譯 熊貓譯社 喬木 孫一 劉清山

題圖來自 NYT，Wikimedia Commons

? 2017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