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強北手機帝國崩塌：蘋果、阿里是兇手

2017年，華強北路拆去四年封街改造的擋板，人們從街口踏進來，都無法繞過“中國電子第一街”的標牌。只是坊間仍舊習慣以“山寨之都”、電子界的“莆田系”相稱，流傳的故事大多還是以假亂真的手機，和一夜暴富的草根。

華強北街邊的推銷小哥也從未看低自己：“我以后也是想當老板的，你知道華強北多我們潮汕人，我們潮汕人不愿意給別人打工。”

手機批發商鄭彥標也是潮汕人，約十年過去了，他還留在華強北的賣場里。下午三時，對面的店鋪仍舊被黃色卷閘門封住，像是沒有在等誰，誰也不會來。而賣場的一天又將走到盡頭。

華強北的手機市場已在崩塌，許多人的財富都與之泥沙俱下。

鄭彥標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他覺得華強北改造是為了鞏固電子界的龍頭地位，但四年封街像是做了一場大夢，醒來后這個時代已經變了。

2017年6月，華強北經典的“一天”從午后開始。鐵拖車的四個輪子磨過水泥地，當，當，當，當，逐漸敲醒華強北的白日。商場里撕膠帶的聲音漸次響起，價值幾十萬元的電子產品或元器件，封進一個個棕色紙箱中，在拖車上壘到半人多高。這些隨處可見的鐵拖車拖過嶄新的步行街，和主街背后仍舊臟亂的巷子，在倉庫、商場、停車場、居民樓中辦公與住家合用的店鋪之間，鋪開一張流動的毛細血管網絡。

華強北隨處可見的鐵拖車

這張萎縮的血管網曾是一條大動脈，行人車輛堵成一團。1998年，華強北從工廠區向商業街轉型，電子產品銷售起初是一點星火，不久便成烈火烹油。那時中國移動、電信、聯通三大運營商都尚未誕生，還沒有一個人用過淘寶，實體店還沒有被網絡銷售打壓的潰不成軍。華強北以一米柜臺后的潮汕老板聞名，不少人成為了身價千萬的大老板，一些人把自己變成了億萬富豪。

改革開放初，曾裕“以為特區錢好賺”而來到深圳，第一次來華強北，還是一片人煙稀少的農村，幾間廠房倉庫，一地黃土，街上看不到十幾個人。

在那一地黃土上，華強北打下了電子工業區最初的根基。1979年，粵北兵工廠遷入深圳，取名華強，寓意“中華強大”。工廠附近的一條道路便以公司為名，稱為華強路。深圳獲批特區后，國家工業部與深圳合作發展電子工業，電子工業區漸成氣候。此后的三十余年間，華強北發展出了最為齊備的電子元器件產業鏈，在2008年，中國電子商會授予華強北“中國電子第一街”的稱號。

然而異軍突起的手機市場卻獨攬了風頭，華強北手機銷售名震全國乃至世界。這里誕生了難以計數的國產或山寨手機品牌，崛起了一支號稱技術“稱霸全國”的電子大軍，山寨機花樣百出，華強北成為電子界的“莆田系”。

據工信部數據，廣東是全球手機第一生產地。2016年全年來，自中國生產的手機超過21億部，廣東幾乎占據產量的一半，高達9.6億部。而廣東電子看深圳。

但曾裕如今留在華強北，不過因為鋪面還沒有到期，他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他做工廠供貨，找他拿貨的商家許多已經關門。也看不到未來，“沒個底，不知道是好是壞”。

2013年，華強北封街改造，規劃發展成以區域性的電子專業市場為代表的國際物流中心、多元混合的市級商業中心、高新技術研發中心，同時兼有商務辦公、居住等功能的綜合性片區。

這不是一場毫無痛苦的轉型，曾裕想起剛到深圳時，朋友告訴他：“要來深圳發財是挺容易的事情，要來深圳熬日子，是挺難熬的。

華強北由盛而衰的手機市場

1999年：每個中國人都將擁有一臺手機

汕頭人洪欽見證了華強北手機輝煌的開端，他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形容2000年初時，“可以這么說，所有人進這個行業都能賺錢。”

1999年，諾基亞未死，塞班系統正紅，諾基亞功能機3310發布，后來人們以“不死傳說”相稱。

那一年，洪欽到華強北做手機銷售，只有十幾歲年紀，身邊是第一批華強北的手機淘金者。他仍能背出那時深圳最著名的五個手機品牌：摩托羅拉、諾基亞、三星、西門子、愛立信。

1999年，國產手機約70萬部，全球手機銷量2.8億部。

但洪欽堅信，13億中國人，未來每個人都會有一臺手機。

諾基亞3310

他賭對了華強北十年的市場。諾基亞3310在下市前的5年間共計賣出了1.36億臺，以歷經千摔萬砸仍然能夠開機使用而名垂手機史。屬于王者榮耀和憤怒的小鳥的智能機時代還未開啟，最經典的手機游戲是貪吃蛇——人們曾那么熱衷于控制小屏幕上一條小蛇，吞下一個個方形色塊，越來越長，最終觸到屏幕邊界或自咬尾巴而死。

1998年，由于工業成本上升，華強北完成了第一次向商業街的轉型——外遷電子工廠，廠房時期的幾棟倉庫改造成為商鋪出租。深圳是全國最靠近香港、開放貿易的口岸，是第一個經濟特區，而成熟的手機市場也先出現在深圳。

當時做手機零售，只能找華強北的批發商。因為在1999年，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用過淘寶，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三大運營商都尚未組建。

由于內地沒有形成銷售體系，零售商必須到深圳拿貨。洪欽記得，上海、北京、太原、石家莊、重慶、濟南……從大城市到二三線的省會城市，都是深圳發貨給當地的零售商家。華強北幾乎占據了手機的供貨渠道，而每一代新機推出后，第一站必到華強北鋪貨，才能影響全國的市場。

華強北的電子產品市場龐大、物流繁忙，半夜快遞仍舊接單

那時華強北經典的“一天”，從早上九點開始。賣場9：30一開門，全國各地口音的零售商隨即擠得馬路水泄不通。“會擠不進一家去拿貨，因為太忙了，就去擠第二家、第三家，最終找到一家聊得來，合作的好的，以后就跟這家拿貨。”

洪欽和團隊忙的時候，“沒有人是可以閑坐著的，忙的飯都沒的吃”。國內外客戶都來跑市場、看價格、看新機款式，一個新產品就是一個新的賣點。一家手機店需要雇傭60個銷售員，三班倒，從早上9點賣到凌晨2點，全國各地的零售商排著隊打款，再等著手機發貨。

洪欽說，那時批發商甚至可以控制某一款手機的價格，因為一個機型只有幾家店鋪在銷售。如果客戶反映拿不到貨，就可以派幾個人踩點調查出貨量，如果要100臺只給50臺，就能估算有多少貨。貨一緊張，就可以控制、提高價格，幾家就可以壟斷市場。

一米柜臺走出億萬富翁的神話不斷上演。華強北的租金水漲船高，一個鋪面要租到兩萬、三萬，轉讓鋪面則需要花幾十萬、上百萬來“喝茶”。“但是拿下來就一定有機會，能賺錢”，一個月走貨數千臺的快錢讓人們仍舊哄搶鋪面，華強北“一鋪難求”。

洪欽記得那時花錢如流水，2000年的時候，請客戶去夜總會、吃宵夜，每次花錢都達到了幾千元，“可是第二天簽一張單子，就都回來了，能花錢就能賺錢。只要客戶喜歡來深圳，那么一直會有生意做。”

于是那時外地人去深圳一定要看三個地方：世界之窗，羅湖口岸的東門服裝市場，以及華強北。

iPhone向華強北開了一槍

華強北的電子全產業鏈，讓山寨手機在手機貿易后借了一陣風，在洪欽的記憶中，2003年至2008年，是華強北山寨機風頭最勁的時候。

2003年，臺灣公司聯發科突破了諾基亞、摩托羅拉等公司壟斷的芯片技術，推出了出了第一款單芯片手機解決方案，具備通信基帶、藍牙、攝像頭等模塊。而華強北恰好擁有電子元器件到模具廠等最為齊備的產業鏈，組裝出成品手機只需要數周，成本低至數百元。

華強北崛起了難以計數的山寨品牌，時至今日，洪欽仍更愿意稱為“國產品牌”。

那時功能機太過單一，無非是諾基亞可更換顏色的后蓋，從翻蓋手機到滑蓋，搭載的卡爾蔡司鏡頭，“但對年輕人的心態需求是不夠的，品牌功能機又貴。”

華強北手機賣場

洪欽記得，年輕人反而喜歡個性十足的山寨機，三卡三待，造型酷炫。華強北崛起了難以計數的國產手機品牌，倒不是有研發能力——只是在已有手機的基礎上升級，“可能有一個團隊，就是專門改造手機，但是牌子不一樣。那時在華強北，你出什么東西，我很快就能比你好。一定要比你好，我才推出市場。”

新的手機一上市，其他廠家拿到系統再稍微改動，貼上自己的商標，用很少的投入就能加入戰場，靠微弱優勢競爭。洪欽記得，那時各個牌子“你追我趕”，做的人太多，產品打起價格戰，山寨機的質量越來越差。

高仿機也盛行起來。鄭彥標記得蘋果手機流行之后，一款新機發布之前，盒子包裝、高仿產品，都已經齊現華強北，就等著上市。

等到iPhone5上市后，山寨手機在華強北幾乎再無市場。“那之后，好像所有人都傾向品牌手機了。山寨手機拿在手里，沒面子的那種感覺。”

市場的風向一夜轉變了。商家卻還沒有適應市場，幾萬臺庫存手機成為虧損源頭——只能爛在倉庫。成本500元一臺，要賣700元-800元一臺才能有收益，可是市場迭代太快，500元一臺也沒有人要，“這時國外的人就來給你出貨，那就是300元、400元出貨了。”

可是國外市場也未必能銷出庫存的山寨手機，“跑路也慢慢出現了，國外那些’鬼佬’（外國人）做的不好，也學會跑路了。”

在手機批發興起的最初，是零售商先打錢來，排隊拿貨。后來形勢逆轉，廠家要先發貨，再去排隊收錢。洪欽的一些朋友擁有幾百人規模的工廠，最初一年賺了幾千萬，“全部虧回去了。還有一些人收不回貨款，慢慢慢慢，就被拖死了。”

冬天真的來了，深圳也決定壯士斷腕，主動摧毀這個山寨王國。2011年，在華強北路曼哈數碼廣場以東的居民樓上，近千部山寨的蘋果、諾基亞手機從18層樓上砸下來。路上停放的轎車，人行道的鋁合金欄桿，都被砸出了坑，留下一地紅色碎片。那是在當地警方打擊山寨手機的行動中，藏身居民樓中的山寨手機生產者一面鎖緊了門，一面扔下手機銷毀證物。

山寨手機商從樓上砸下手機，銷毀證物

更多的華強北商人，在浮躁的山寨機時代攫取了大批財富，習慣了每日大筆揮霍收入。但在寒冬到來之后，一批硬件廠家跑路，一批硬件廠家停產倒閉。

在華強北封路日漸蕭條的幾年間，珠三角的代工手機工廠也經歷了一場生死。其中在2015年的年關，東莞手機代工工廠兆信通訊資金鏈斷裂，董事長高民在深圳自殺，他留給員工一封絕筆信，以“愿賭服輸，我輸了”開頭，彼時國內手機庫存量過億，市場卻不斷下滑，價格不斷擊穿底線，大批代工廠倒閉。

高民在絕筆信最后留下一句：“兄弟們對不起了，你們一定要站起來。”

手機帝國崩塌

1999年，洪欽第一次在華強北賣手機，馬云在杭州草創阿里巴巴集團，命運在饋贈的同時，也把危機一通埋下。

2010年之后，網絡手機銷售逐漸鋪開，價格透明化，倒逼線下手機價格跳水。2014年，京東與阿里巴巴先后在美國上市，線上的手機銷售一面奪去了華強北的市場，一面把市場價格壓到最低，給了華強北的手機銷售致命一擊。

洪欽的一個客戶在東莞開有十幾家店面，設在每個鎮的工業區旁邊。曾經，工廠一下班就涌來人山人海，工人都來買手機、換手機。但現在，這些實體店已經全部倒閉。

鄭彥標在智能機興起時進入華強北，可惜幾年之間，銷售已經轉向了網絡。他下午3時來開檔口接單發貨，晚上7時出頭就回家。有做了幾年的老客戶，還從來沒有見過面。 微信群一看就知道價格變動，蘋果手機也只有固定幾款，顧客不再有試用手機的習慣。

阿里巴巴試圖讓鄭彥標到淘寶上賣手機，鄭彥標發現，網上的價格比他從工廠拿貨的價格還要低。一部手機賺5塊錢，銷售500臺才能回本，“可是500臺手機要投資多少資金？”

一句話在鄭彥標的同行圈中流行了起來：“冒著賣白粉的風險，投著賣珠寶的租金，賺著賣白菜的利潤。”

山寨機的利潤反而更高，因此一些檔口都把山寨手機放在了主推的位置。但華強北為山寨之都而蒙羞，頻繁查貨、打擊假貨。明通手機城一度整棟市場都被山寨手機占領，現在卻以銷售手機配件為主。

從華強路得名至今，近四十年過去了。2016年深圳的GDP達到1.96萬億，僅次于北上廣，人均GDP更是名列全國第一，而服務業占GDP比重首次突破六成。山寨之都變成了華強北希望洗去的恥辱，華強北開始為自己規劃一個硬件創業天堂的未來。

誰做誰賺錢的年代也已經過去了，十年之間，鄭彥標算得人工成本從600元上漲到2000-3000元一人，而福田區的租金已經相對便宜，因為收入落后其他地區，空置率高。與此同時，賺的錢卻沒有之前多，很多人都做不下去。

華強北招租的鋪位

鄭彥標覺得，華強北開街之后，逼不得已，要發展出一支正規軍，要重新打個品牌，否則活不下去。市場萎縮、風險又很高，只有擁有核心產品、擁有定價權才能生存。

洪欽早已轉型做企業投資，他覺得手機銷售賺錢快，但是太累了，把一個年輕人的全部世界圈在賣場里：“一天從早上做到晚上，都是在這個地方，沒有時間去外面，那時畢竟年輕，希望能出去。”

洪欽在華強北生意紅火的時候，投資了很多鋪位，一次性幾萬幾萬交租金后，不料生意卻沒有火起來，虧了二十萬元。他覺得沒有緣分了。

“算了，可能人賺錢，就是命運。”他手握著現金流，又不敢去投資不熟悉的領域，投資房地產卻很像他做手機時投資鋪面。洪欽漸漸發現，鋪面有限，只有房地產，是多少錢都投資不完的。

2011年之后，洪欽身邊第一批淘金者集中退出華強北，改做餐飲、金融、房地產、研發其他產品。

2013年，華強北宣布封路改造，曾經的諾基亞帝國分崩離析，被微軟收購，然后轉賣。

2017年，華強北封街重開，諾基亞宣布復刻1999年的3310機型。洪欽曾跟隨諾基亞走了十年，他為此興奮，但知道世事變幻，“現在的市場和以前已經不一樣了”。

在這一座山寨王國的崛起與崩塌間，華強北不再是全國為數不多的手機集散渠道，只留下龐大的二手翻新機市場暗中運作，深圳不再是中國為數不多開放和高速發展的城市，市場從未等候過走慢一拍的參與者。

曾裕現在對著困境也還能嘻嘻哈哈，他說自己來時是個農民，“前景不明朗，不知道什么時候生存不下去，要去美國討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