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設立三倍于諾貝爾獎獎金的教育獎

陳一丹

為什么要到死才捐？早點捐吧

記者：去年你又捐了40億港元，對外也很低調，你會怎么花這筆錢？

陳一丹：其實自己很早就寫了遺囑，當時寫的時候想著有一部分要捐出去，后來想為什么要到死才捐？早點捐吧。然后自己就定了一個要捐的比例。

這次捐款后就有一個資金池，長遠可以做點事。以往的捐款都是有具體項目的，無論是武漢學院、一丹獎或者別的項目。這次捐的時候沒有一個特定項目，只有一個方向，那肯定就是關注教育。

這次捐也不是捐現金，是捐騰訊的股票。本來是按50億港元捐的，然后股票跌了，辦完手續下來變成40億港元了。

記者：全球“一丹獎”在創辦中有沒有遇到大的困難？像今年“一丹獎”得主法茲勒·哈桑·阿貝德，在國際上已經很有名了，也拿了很多獎，“一丹獎”對他會不會是一種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陳一丹：今年“一丹獎”已經是第三屆了。過去4年來，評審委員會、顧問委員會等已經慢慢形成。這個過程中，我們跟全球教育界溝通，得到他們的支持，我感到非常興奮。

“一丹獎”面臨的挑戰是建立起一個長遠機制。我堅信，這個機制最終是有效果的。評審委員發揮獨立性和專業性，顧問委員提出流程和標準，理事會負責獎項的長期運作。這本質上是個評審機制，要做到厚實、有權威性、有影響力，需要長期持續的工作。

今年開始，我們也專門邀請全球范圍的第三方評估機構，開展評估工作。我們還在考慮，如何擴大“一丹獎”在全球教育領域的影響力？影響力越大，大家就越重視教育。

阿貝德獲得“一丹獎”的原因很簡單，就是達到了我們的4個評審標準：教育的變革性、對未來的前瞻性、創新性以及持續性。圍繞這個標準，也會討論其他細節和問題。但既然評出來是他，那就是他了。雖然他可能得過扶貧等其他獎項，但作為教育獎，我們這個級別是最高的。我們堅信“一丹獎”評審機制的純粹性和權威性。而且，我們的獎金中一半是獎勵給個人，還有一半是要求繼續做，影響更多的人。

記者：“一丹獎”獎金是諾貝爾獎獎金的3倍。教育獎比別的獎更重要嗎？

陳一丹：在我的骨子里，設立“一丹獎”的初衷就是認為教育是人類最重要的東西。那我認為它就值得用這么大數目的獎金去推動，不要去比較。

但是，更長遠的目標不是關注獎金的數額，而是獎項的認可度和權威性。獲評“一丹獎”是否代表這就是好的教育，是否能夠讓大家認同、學習、應用，造福于人類，這才是最重要的。

教育有不變的東西，就是對人的培養

記者：按照你的理解，中國教育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陳一丹：對中國教育首先要高度肯定。教育本身也是一個民生權利，就跟吃和住一樣。中國教育原來“溫飽”水平都沒有，現在變成九年義務教育了，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中國在學校建設等硬件上已經做得非常好，下一步是，如何培養人？如何提高教育的軟實力？如何提高師資水平？

高等教育方面，現在除了“985”和“211”高校以外，北上廣深以及江浙一帶都有一些優秀大學在追趕世界先進水平。這個勢頭是非常好的。問題是，如何讓高質量的高等教育惠及更多人？還有教育的軟實力，像教師的培養，是需要很長時間的。

面向未來的科技發展，我們現有的教育體系如何擁抱它，更需要開放和創新。一方面，各個國家無論遇到什么風風雨雨，彼此都要保持學術交流。另一方面，無論是教育政策的制定，教育體系的某些試點放權，還是監管能力的提升，都要有突破和創新。

教育體系是所有社會功能體系里最復雜的體系。它的持份者（stake holder）太多了。但我們仍要不斷推動它的創新和改革。因為，這不是你想不變就不變，而是整個信息革命決定它必然會變。這個變化遲早要發生的。只是在哪個地方發生？這個變化與其他領域相比可能會特別慢。但是，這個變化一旦發生就是變革性的，對整個社會體系有變革性的。

教育最終培養的是人。所以，教育領域的變化，我們絕對要重視。未來的10年、20年、30年……這個變化一定會來臨。你不能等著變化的來臨。你也是變化的一部分。你也是變化的參與者和推動者。設立“一丹獎”就是希望大家來交流和推動教育向好的方向變化。好的教育最后是屬于全人類的。

記者：剛才你說，教育可能也要發生變革。你認為，教育最先會發生什么變革？

陳一丹：關于教育發生什么變革，我想，根本上取決于“教育要培養什么樣的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段時間提出了2035年的教育發展目標，很多任務非常緊迫，一些目標還沒達到。我們也委托《經濟學人》智庫專門設計了一個“全球教育未來指數”，提出21世紀的人才要具有六大技能：

1。跨學科的能力——以前是分學科，未來社會需要更多的綜合能力，需要跨學科；

2。創新的能力和分析能力；

3。具有企業家精神——面對事情你如何推動，可能包括冒險、勇敢等特質；

4。具有全球視野；

5。掌握數字化的能力；

6。具有領導力——領導自己也是領導力，這是一種綜合能力。

可能今天我們看是這6種能力，10年后看可能是另外一些能力。社會總是在進步的。但教育有不變的東西，那就是對人的培養。

我們中國人講“教育”，是由兩個字組成的：一個“教”和一個“育”。“教”，就是教你能力、知識、本領。“育”，就是育你的人格、品德、胸懷。甚至，“育”比“教”更重要。

教育場景會變，教育方法會變，整個教育系統會變。這些變，都是為了提升人的能力，適應未來。永遠都是這么一回事。

我這一輩子做不完，就一代一代去做

記者：你怎樣評價武漢學院這樣的一個“孩子”？

陳一丹（撓頭）：做武漢學院比“一丹獎”難啊。很難。我本來做企業的，不是做教育出身。但做武漢學院時，靠著一種情懷就進去了。我想辦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可能我這一輩子做不完，那就一代一代去做。

武漢學院的定位我想還是應用型，再就是國際化特色，從本科階段一步一步走下去。這條路長著呢。只要看到每年畢業時學生們的笑臉，我覺得就值了。

記者：從來沒想過“拋棄”武漢學院這個“孩子”？哪怕最難的時候？

陳一丹：沒有。最難的時候，真的是最難的時候，我會唱一首廣東話的《漁舟唱晚》，歌詞很好。唱唱就過去了。還好，現在沒怎么唱。

記者：公益有那么多的領域，為什么非要做教育？你覺得教育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也許在某些地方某些人眼里，活著是最重要的。

陳一丹：為什么非要做教育？我們現在回過頭看各種社會問題，經濟、食品、衛生、空氣……哪一塊更重要？沒有一塊不重要。但是，所有問題是人產生的，解決問題也要靠人。因此，教育很重要。雖然教育很慢很難，甚至是最慢的，但最終還是靠教育。

記者：教育那么慢，很多人認為，我做一點點，很快又被稀釋掉，沒什么成果。你會保持樂觀嗎？

陳一丹：我相信，教育是有成效的。因為教育是一個累積的、不斷建設的過程。做教育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成果。你投身其中，本身就是一個成果。

因為做過企業，做公益心里更有底

記者：騰訊的創業經歷帶給你的，除了金錢之外，最大的財富是什么？它影響了后來你做公益嗎？

陳一丹：有很大影響。把企業運營的經驗用到公益上，這點非常重要，最后都是一種提供產品和價值的能力。因為做過企業，做公益心里更有底，知道怎么把一個事情做好。無論是建設團隊，還是運作項目，都能夠比較系統性地推動。

記者：郭美美事件、羅爾事件對公益圈打擊很大。而你強調“理性公益”，強調公益的透明不僅是真假的透明。怎么理解？

陳一丹：任何社會領域都會碰到各種問題。公益領域對人尤其有更高的道德要求。這個要求我覺得是對的。但不要變成絕對的道德枷鎖。

我認為，在法律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公益關鍵是要持續創新和進步，有時在挫折中進步，有時在進步中進步。其中，互聯網科技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大家已經看到，科技讓公益發揮了巨大的力量。未來，公益要更加健康、更加體系化，還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

科技的力量怎么應用，要有一個導向。我們的導向就是透明公益和理性公益。只有建立更加透明的機制，才能慢慢形成更加理性的文化。所謂理性就是，關注公益項目本身，而不是苦窮慘的故事。互聯網公益領域，我們在全世界是走在前面的，未來還要繼續下去。

記者：你贊賞哪些教育者？你是否想過，10年或者更久以后，直到今天桌上人都不在了，那種理想中的教育是什么樣子？

陳一丹：從小到大，奶奶對我影響非常大，她是個文盲，她把我父親培養成村里的第一個大學生，所以，我一出生就在城市。她的教育是日常教育，各種默默的支持或者是寒喧，不給你壓力，她講得特別溫和。

我到現在最尊敬的人就是我奶奶。她對人太好了，對周圍的人都是無條件的，總是給人一種與人為善的力量和幫助。她本性如此，是我現在還要克服一些缺點才能達到的。

對教育作出貢獻的人，我都贊賞。比如，孔子、釋迦牟尼就是很好的老師。近代中國的教育家，像蔡元培、張伯苓，我也很羨慕。

教育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培養人，讓他適應當下和未來的時代。我想，教育只是一個手段。通過教育，最終是為了實現個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