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京再遭逼捐，有人要求應將票房收入捐出，道德綁架非蠢即壞

北京日報10月10日報道電影《長津湖》熱度不減，目前票房已位列中國影史票房榜第7位。當此之時，一些人又拋出奇談怪論，提出主演吳京吃了“愛國紅利”，理應將票房收入捐出云云，甚至還擬了一份“倡議書”。

這樣的聲音不是第一次出現，個中邏輯卻頗為荒謬。細究起來，涉及兩個問題：一是拍主旋律電影是不是就等于做“愛國生意”？二是捐款屬于個人自由還是個人義務？

電影是精神產品與物質產品的結合體。一方面，電影作為文藝作品，在為觀眾提供娛樂消遣的同時，也發揮著反映時代、宣傳教育等功能，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屬性。另一方面，電影生產早已工業化，從項目開發，到拍攝剪輯，再到宣傳發行，涉及大量工種，都離不開預算、成本、利潤這些現實的經濟概念。電影的雙重屬性同時并存、不可分割。

就《長津湖》來說，取材于抗美援朝之戰，反映的是志愿軍舍生取義英勇無畏，傳遞的是愛國精神。但這與該片的商業屬性并不矛盾。據出品方披露，該片投資規模達2億美元，制作規模超7萬群演和工作人員，拍攝歷時200多天。這也在中國電影工業化水準推到新高度的背景下，創造了影片規模和制作上的先例。

上述“愛國生意”的論調，顯然是割裂并對立了電影的商業屬性和非商業屬性，還自以為占據了道德制高點。創作愛國題材的作品不等于“發愛國財”，倘若照那些人的邏輯，只有拍愛情、親情、友情等題材的電影應當賺錢，但凡凸顯了愛黨愛國色彩的電影，就該分文不取？那還如何去進行更多更大規模的創作？

至于捐款與否，不管論法論理論情，都屬于個人自由。捐了，值得贊許；不捐，也不用說三道四。一些人熱衷于逼捐，背后的邏輯是認為高收入群體應當更有社會責任感，而且做了什么都要廣而告之。

但要看到，一人履行社會責任的途徑有很多，絕非捐款一項，也不一定都是公開易見的。比如，導演拍了一部好作品，引發了全社會對一個群體的關注，這不是履行社會責任嗎？一個企業家經營好公司，帶動了大量就業，滿足了社會所需，這不是履行社會責任嗎？捐款是一個更加直接、可見的方式，但絕不是唯一的。倘若時時要迎合這種思維，不僅可笑，更侮辱了慈善本身。

今天的網絡空間，“鍵盤俠”之風很盛，一些荒誕論調廣為流布。這讓人不禁反思：這些想法究竟是真實存在，還是刻意為之？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聲音總出現在一些原本嚴肅的公共事件中，頗有碰瓷挑事之嫌。

就拿《長津湖》來說，自打上映，就有人拗出“眾人皆醉我獨醒”之姿，發表了不少批評言論，甚至以“反思”之名侮辱“冰雕連”戰士，這是什么用心？因為接連拍了幾部叫好賣座的主旋律電影，演員吳京被一些人視作“愛國電影代言人”，頻頻遭遇逼捐和抹黑。這樣的操作，又是意欲何為？

《長津湖》的話題度很高，從中我們看到了涌動的愛國熱情，也看到了一些跳梁小丑的表演。或是攪混水，或是無腦噴，可以說都是非蠢即壞。希望更多人能夠擦亮雙眼、保持理性，讓“無腦”言論失去土壤，讓網絡空間更加清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