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死辱母案引社會關注 哪些明星轉了？易中天：支持于歡無罪

于歡故意傷害案即“辱母殺人案”，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黃曉明，陳歐，周杰倫等大牌明星發博支持聲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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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振東：辱母被刺死者，其掏出下體就是在使用工具（全文）

一、觀點

作為一名傳播學者及輿論學者，從傳播學、輿論學的角度分析，山東聊城辱母被刺案件，辱母被刺死者案發時正在使用工具。其掏出下體，就是在使用工具。

二、聲明

1、鄒振東教授針對的是如下對案發事實的描述：

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在11名催債人長達一小時的凌辱之后，杜志浩脫掉褲子，掏出下體往蘇銀霞臉上蹭——當著蘇銀霞兒子于歡的面。

（引自《南方周末》采訪記者王瑞鋒2017-03-23在“杞人陌桑”發表的原創文章《刺死辱母者》）

該事實描述的核心部分是：杜志浩案發時掏出下體往蘇銀霞臉上蹭（有說塞嘴巴）。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本人無法核對該事實，如果事實有出入，本教授觀點及后續論證皆不成立，本人收回全部觀點，并對可能發生的負面影響致歉。

2、鄒振東教授針對的是如下的法院解釋：

匆匆趕來的民警未能阻止這場羞辱。情急之中，22歲的于歡摸出一把水果刀亂刺，致4人受傷。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駕車就醫，卻因失血過多休克死亡。法院經審理認為，于歡面對眾多討債人長時間糾纏，不能正確處理沖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構成故意傷害罪；鑒于被害人存在過錯，且于歡能如實供述，對其判處無期徒刑。

為何不認定正當防衛，法院的解釋是，雖然當時于歡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對方侮辱和辱罵，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被告人于歡及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被侵犯的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法院認為，雖然當時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侮辱，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出警的情況下，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

（引自2017-03-25《南方周末》報道《刺死辱母者》）

該法院解釋的核心部分是：雖然當時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侮辱，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出警的情況下，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

3、因為術業有專攻，有關法律的適用問題，比如：是否屬于防衛？定罪是否準確？量刑是否過重？本人不予置評。本人僅提供作為一個傳播學者與輿論學者的專業建議，進入法律領域是否可以被采納以及如何采納，是法律學者討論的問題，是審判人員考慮的問題。

4、所有的觀點只代表我一個人的聲音，傳播學者與輿論學者并不只有我一個，我更不是最有代表、最有權威的一個。所以，我的觀點不能表述為傳播學界或輿論學界的觀點。我的觀點，可以被更多傳播學者或輿論學者討論甚至質疑。

三、論證

1、  輿論是一種工具。工具有多種，工具的屬性也因不同時空與條件發生變化。比如磚頭是建筑材料，但拿在罪犯手中，就可能是殺人工具。作案工具指的是：犯罪人員進行犯罪行為時所用的一切物品，包括各種武器或工具。例如：冷兵器，熱兵器，易燃易爆物，開鎖工具和交通工具等。一切的物品，理應包括輿論工具。換言之，輿論工具可以成為作案工具。

2、  輿論可以殺人。這個不言而喻。輿論與殺人可以構成因果關系。

3、  “死是事實，死給你看是傳播”——這是我一再鼓吹的鄒氏理論。農民工要跳樓討薪，顯然他不是真的要跳樓，而是要討薪，他目的不是要死，他只是死給你看。“死給你看”是傳播，跳樓是他的輿論工具，討薪是他的輿論目的。

4、  輿論有放大的功能，好的東西轉變為輿論，它放大正能量。輿論與傷害相結合，其放大了傷害。強奸與當眾強奸，侮辱與當眾侮辱，傷害的程度大不一樣。

5、  輿論是暴力犯罪的工具。殺人犯殺一個人和恐怖組織公然貼海報揚言要殺一個人，兩者對社會的危害是天壤之別。前者如果使用的是常規武器，后者使用的就是生化武器。2013年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有關“全球道路安全周”的通報指出，全世界每年因為道路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數每年近124萬人，911事件死亡人數3000多人。為什么911事件給全世界的創傷遠遠大于交通事故傷害的總和？為什么甚至恐怖分子殺一個人質，也遠比一般的死亡人數更多的暴力事件對人類的心靈沖擊更大？我曾經發表文章，認為反恐最缺的武器是輿論武器，因為恐怖主義無論在政治、軍事、經濟、人口各方面都比不過正義社會，恐怖組織最強大的就是輿論武器。（可搜索鄒振東《反恐最缺的武器是輿論武器》文章）

6、  一個罪犯用刀綁架人質，他的刀可能并沒有直接在殺人而是在威脅殺人（用傳播學角度看，綁架者不僅僅是在綁架，也不僅僅是有殺人的動機，而且傳播了殺人的動機），解救人質的警察，可以擊斃人質。威脅就是一種傳播，這樣的傳播就屬于暴力犯罪，如果危及生命，這樣的傳播必須立即制止。

7、  于歡案件，現場有討債者11人，有當事人母子，還有其他圍觀者。可以認定案發現場是公共輿論場，而不是單挑的私人場所。適用輿論學的理論。

8、  在強奸案中，下體是不是屬于作案工具，這個是法律人討論的問題。在于歡案件中，杜志浩的“下體”本身不是作案工具，但杜志浩“掏出下體”的行為是作案工具，這個作案工具是輿論工具。

9、  杜志浩“掏出下體”的目的是要用輿論的手段達到“討債”的目的，可以比較“跳樓討薪”的民工用跳樓的輿論手段達到討薪的目的，比較綁匪用刀架在人質的脖子上達到逃跑的目的。“掏出下體”、“跳樓”、“刀架脖子”都沒有真正的殺人或者自殺，但都是在威脅生命，必須立即制止。所以，“掏出下體”等于“刀架脖子”，都是輿論殺人行為。如果警察可以依此擊斃綁匪，于歡為什么不可以用刀解救自己與母親？

10、  杜志浩的“掏出下體”，不是自娛自樂，其完整的內涵是：當著當事人兒子的面用下體蹭在對方的臉上，以實現“追債”的目的。

11、 這樣的輿論手段，其輿論效果已經達到殺人的手段。可比較，私密場所強奸、當眾強奸與當著兒子的面強奸其母親的輿論效果區別。“士可殺不可辱”，辱的極端，就是殺人，甚至甚于殺人。

12、 輿論不是虛擬的，輿論可以在現實世界產生行動。輿論學之父李普曼認為人們經歷的環境只是通過媒介簡單化之后的虛擬環境，最重要的是人類并沒止步于虛擬的環境，他們基于這種環境有所期待、有所行動，這些行動不僅有其自身的真實，而且產生了真實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虛擬環境創造了新的真實。在于歡案件中，杜志浩的輿論，產生了于歡的行動。

四、結論

1、  杜志浩使用了作案工具——輿論工具。

2、  杜志浩使用的輿論工具其輿論效果達到殺人的程度。

五、界定

沒有界定的理論，不僅是錯的理論，而且是壞的理論。任何一個理論，即便是正確的理論，如果沒有界定，就會從正確走向錯誤，甚至走向荒謬。

輿論工具如果認定為作案工具必須嚴格限定，法律上所謂例外條款，必須嚴格限定。輿論工具認定為作案工具也屬于一種例外條款，必須嚴格限定。

媒體上，包括自媒體上發表一篇文章，如果導致某人自殺或鋌而走險，不能視文章為作案工具。

輿論工具作為作案工具應該限定如下：

1、  不屬于大眾言論，即便是該言論非常偏激。

2、  屬于實體輿論，即輿論附載在實體物件或實體行動上，比如這一次的“掏出下體”。

3、  針對特定人。不是泛指。

4、  輿論是手段，其有明確的目的。工具與目的不能同一。為侮辱而侮辱，即使手段惡劣，也不能認定為作案工具。這一次的“掏出下體”，目的是“追債”。前者為手段，后者為目的。

5、 目的必須是是實質性的，不是精神上的。比如，為了搞臭他，使用輿論手段，不能視之為作案工具。

6、 必須在同一個現實場景。施害人、被害人、輿論手段必須在同一個場景，而且場景必須是現實的，而不是虛擬的。比如，媒體、自媒體、互聯網虛擬的環境。

7、 手段是直接的。直接作用于當事人。

8、 正在進行的。

9、 輿論危害極大的。這個極大必須限定為其導致精神與肉體的沖突，達到不惜以毀滅生命為代價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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