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大專家點評“基因編輯”事件：突破的是倫理學底線

“兩名抗艾滋病毒基因編輯嬰兒誕生”事件近日引發廣泛的關注和各方熱議。與大眾關心的“基因編輯操作是否會誕生‘非人’‘超人’”等話題不同，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博士、廈門大學醫學院生命倫理中心常務副主任馬永慧接受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基因編輯用于人類生殖細胞一直以來是科學界的“禁區”，在各國都有一條不可隨意逾越的倫理紅線。倫理學界普遍認為，這是嚴重違背倫理原則的一次臨床試驗。

該項目違背我國倫理規范

馬永慧表示，不僅在國外，國內對基因編輯用于人類生殖細胞也有嚴格的規定和規范，如科技部和原衛生部2003年聯合下發的《人胚胎干細胞研究倫理指導原則》以及2016年修訂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都明確規定，體外修飾的囊胚自受精或移植開始不得超過14天，不得將基因修飾的囊胚植入人的生殖系統。因此，該項目顯然違背了我國的倫理規范。

所謂生物醫學倫理規范，旨在保護參與醫學研究的受試者的自主權和知情權及健康利益，權衡研究的風險和受益，確保研究在符合科學和倫理的條件下進行。這也是倫理審查委員會的重要職能。

研究沒有必要且弊大于利

在馬永慧看來，此次“基因編輯嬰兒”的實驗并不具有足夠的必要性。

因為艾滋病并不是遺傳性疾病，其母嬰阻斷成功率達99%，所以，大家對研究者的動機提出質疑：為什么選擇一個非遺傳性疾病，且完全可以通過其他辦法99%阻斷的疾病去做這種基因編輯，這一科學研究的必要性在哪里？事實上，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方式讓孩子免于感染艾滋病。對孩子來說，這一研究受益非常小，相反，進行胚胎基因編輯技術風險非常大。因為有可能出現各種各樣的效應，比如脫靶效應，也就是說，有可能非目標基因被編輯，可能會給孩子的免疫系統帶來傷害。“孩子可能不會得艾滋病，但很容易得其他的感染性疾病，或身體會出現其他問題。”

更糟糕的是，孩子已經出生，“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負面效應不可預見、不可控、不可逆轉。對孩子來說，終生都有可能承擔巨大的不確定風險，而受益很小。

不僅從臨床角度看，為免疫艾滋病進行人類基因編輯沒有必要，而且從倫理學角度看，它影響到已出生人的法律權益、健康利益及社會利益，研究的弊遠大于利。

“此外，如何驗證艾滋病免疫基因編輯的有效性？難道讓兩個孩子去接觸艾滋病病毒以檢驗其免疫功能嗎？”馬永慧對此質疑。

不夠審慎，研究急功近利

馬永慧指出，生命倫理關注“是否應該做”和“應該如何做”的問題。如果說，基因編輯的方法去除或修改胚胎的致病基因，目的是為了治療和預防疾病，且基因編輯是惟一的解決途徑，那么普遍認為在倫理上是可以得到一定的辯護。然而，該研究的性質和目的顯然不是這樣，其風險受益比不可接受，因此是不應該做的。

馬永慧還強調了一個重要的倫理原則———知情同意。“我們懷疑受試夫婦并未真正知情同意，并未被充分告知基因編輯可能引發的潛在的安全風險。”馬永慧說，開弓沒有回頭箭，一旦接受基因編輯的胚胎出生，其必將承擔終身的潛在風險。因此，只有充分知情，并評估風險，自愿選擇的同意，才是有效的知情同意。

馬永慧稱，新的藥物和生物技術在應用到人體之前，必須進行充分的動物實驗和臨床前試驗，這也是出于對受試者安全的保護，強調審慎與責任。而此項研究明顯“急功近利”，枉顧科學精神和倫理原則。

也或許是因為這樣，研究者并未按照科學常規在專業渠道發布研究成果，而是選擇直接向媒體發布，這不是嚴謹的、專業的、認真的、負有科學精神的態度。也讓人們有理由懷疑，其動機更多的是想要追求“一鳴驚人”的轟動效應。

醫學倫理委員會監督缺失

此外，按相關規定，涉及人體的基因編輯研究，在啟動前都需要通過倫理委員會的審查和批準。所有三級醫院要開展醫學研究，一定要建立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馬永慧就是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中山醫院、廈門市婦幼保健院等多家醫院的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委員。據她介紹，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要對所有涉及人的醫學研究進行審查，主要關注在倫理上有沒有充分保護受試者的權利和健康，保證他們知情同意的有效性，研究在科學上是否有價值和可行性。

馬永慧提出，對于此次事件倫理學界質疑，如此明顯的爭議很大、不符合倫理的研究是怎么通過審查的，讓人有足夠的理由懷疑醫學倫理委員會形同虛設，沒有履行相應的職責，發揮其功能。此次事件中的相關倫理委員會撇清關系說“并未參與審查”，也凸顯了倫理監督缺位和責任歸屬不明的現實困境。

“基因編輯過的孩子的法律權利怎么保障？是和非編輯過的孩子享有同等權利，還是區別對待？此次事情很有可能讓兩個孩子和家庭曝光，如何保護他們的隱私？未來，其他形式非治療性目的的人類基因增強(如抗病能力、身高、智商等)如何規范？”馬永慧說，這次事件背后還有許多問題值得思考。

對此次事件“刷屏式”的全社會熱切關注，馬永慧表示，需要警惕其背后的商業炒作。“此次所謂的‘重大突破’，突破的不是科學前沿，而是倫理學底線，有可能造成人們對生物技術的恐懼和抵制。這一輿情恰恰說明倫理委員會能力建設以及相關部門的監管亟待加強。”(記者許蔚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