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讓我明白了什么是初心”（下）——習近平在福州（一）

習書記對困難群眾來信的每一個批示，都很認真地寫上要求哪個部門來抓落實。最初，我認為這是習書記職責所在，對工作的認真負責。后來了解得多了，我感到不止于此，他如此主動、積極地關心群眾和幫助困難群體，那是因為他有著一顆悲憫、善良的心，心里裝著群眾。

采訪對象：

梁建勇，1959年9月生于福建長樂，祖籍山西陽城。1992年2月任福州市政府副秘書長、支前辦主任。1995年4月起任臺江區區長、區委書記。1997年12月起任福州市副市長、保稅區管委會主任，市委常委、副市長，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正廳級）。2010年4月起任莆田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市委書記。2014年8月任龍巖市委書記。2015年11月起任福建省副省長、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省委常委、宣傳部長。2020年2月起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主持工作期間，持續關注民生。他任職期間，“菜籃子”工程是一個突出亮點，請您具體講一講這方面情況。

梁建勇：習書記對民生的關注不僅停留在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上，他還根據問題來完善制度，使問題得到根本解決。“菜籃子”工程就是習書記關注民生的一個典型實例。

福州市民吃菜難是由來已久的問題，在很長時間里市民對政府的意見很大。因為經常有臺風、發大水，動不動就把菜地沖走了，福州蔬菜的供應鏈說斷就斷，那真的是突然一下市民就買不到菜了。福建省本身的糧食自給率也很低，山多地少，種蔬菜就不能種糧食，所以有很大一部分蔬菜要從省外調。習書記直面民生痛點，下定決心通過“菜籃子”工程解決市民吃菜難問題。

習書記提出要把瑯岐島和閩侯的南通、南嶼列為福州市最大的“菜籃子”基地?，樶獚u蔬菜基地是由閩江淤積沖積而成的，土地平整肥沃，從習書記開始實施“菜籃子”工程一直到現在，這個地方就一直在種菜，是福州市民最大的“菜籃子”基地。現在因為供應已經上來了，瑯岐島才開始開發。習書記在福州那幾年，“菜籃子”工程建設全面推進。他明確指出，“菜籃子”工程要以市場為導向，這樣才能有效形成產供銷一條龍，并且持續地良性循環下去。

在習書記手上，福州市的蔬菜批發市場、水果批發市場、生豬屠宰定點廠（場）等都更深入地走上了市場化道路，并且全面開始對接市場信息，交換需求來源，打通供銷渠道。在習書記離開福州市到省里工作后，我們又在他當時工作的基礎上，延伸了信息服務平臺建設，缺什么菜，信息就發布到電子平臺上，第一時間打通供應管道。這樣，福州缺菜了，其他地區的菜馬上就能過來。

在習書記手上，嚴格的食品安全制度也全面建立起來了。比如，福州蔬菜農藥殘留量的檢測在他督促下得以全面施行，購買了比較先進的檢測設備，讓福州市很快具備了快速檢測的硬件基礎。豬肉瘦肉精含量的檢測制度也全面施行。最初，習書記讓市財貿部門去調研農業部門如何檢測瘦肉精。調查后，財貿部門負責同志介紹說，他們用的是一種土辦法：趕一頭豬走上坡路，用棍子打豬的屁股，如果它腿軟，走不上去，就是吃過瘦肉精；如果它很順利地走上去了，就是沒吃過瘦肉精。習書記聽完匯報后說：“這倒是個土辦法，但很難達到精準，結果是不確定的，還是要用設備。”他還強調說：“這是涉及老百姓食品安全的問題，千萬不能糊里糊涂的。”之后，省、市很快下撥了專項資金，添置了一批檢測瘦肉精的設備。

從習書記主持福州工作以來，他規定市委、市政府每年至少要給福州市民做20件大的實事，這其中囊括了市政建設、百姓福利等方面的內容。但每年雷打不動、排在第一位的事，都是“菜籃子”工程的持續建設。這是一個涉及福州市民日常生活的大事，又是長期的工作，習書記每年都重點抓，嚴格督辦。而在其他的實事里面，從來也沒有過名不副實的項目，事事件件都抓在民生上，抓在老百姓的困難訴求上，抓在人民群眾的迫切需要上。

采訪組：“菜籃子”工程建設是城市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產物，對傳統商業變革起到了哪些作用？習近平同志又是怎樣發揮其作用的？

梁建勇：“菜籃子”工程之所以頭緒復雜，食品安全之所以難抓難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城市的農貿市場作為市民重要的消費品來源地，卻是個體經營的集合體，來源復雜，經營者難以管控。所以，習書記那個時候就開始籌劃和推進傳統商業的變革，但是這種變革又不能過于激進，他就開始把農貿市場推進到向超市過渡的中間狀態。在習書記支持下，當時福州的國有企業華榕集團，利用香港窗口企業的優勢，在福州探索創辦了第一家連鎖超市。習書記到省里工作后，我們延續他的思路繼續做，除華榕超市外，永輝超市、新華都超市等企業也逐漸開始崛起，形成了百姓生鮮超市，也就是農貿市場到綜合超市的過渡狀態，很好地為福州市民生活提供了方便，也逐漸覆蓋了市場。同一時期，麥德龍、沃爾瑪、家樂福等洋超市也進入福州。農貿市場、生鮮超市、大型綜合超市三足鼎立，這當時在其他城市是沒有的，從不同角度為福州市民生活提供了便利。

這個推進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當時爭議很大，矛盾也多，不只是市里，在省里甚至一些國家部門都有很多反對聲音。經過調查研究，我們堅信這條路是對的，農改超必然是城市發展進程中的潮流。1999年的時候，這方面的爭論逐漸達到白熱化，當時習書記已經到省里工作，我作為福州市分管商貿的副市長，在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欄目與某部門的一個司長展開了一場辯論，那天的辯題就是“農改超到底好不好”。我的立場是從習書記主持工作的時候一直延續下來的，是一貫的：農改超不僅好，而且是大有必要的。那位司長的觀點是：農改超這個過渡狀態的業態，是不宜大面積鋪開的，城市里應該要么發展超市，要么就發展農貿市場。那位司長自然有他學術研究的角度，我們今天沒必要回過頭去說他哪里錯了。但很明顯的是，習書記當年對農改超的系統思考，確實適應了這么多年的社會發展，這不僅能從商業業態這些年良好的效果看出來，從永輝超市等企業的發展也能看出來，而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這種業態，為人民群眾有效解決了食品安全問題。在辯論中，我們指出了食品安全問題是農貿市場存在的突出問題，農貿市場是由個體經營組成的，試錯的風險成本太低，但發生食品安全問題立案難、取證難、執行難。

小規模的食品安全問題，你是抓不到的，就算抓到了，過幾天他到別的農貿市場又另起一攤，這就是不能集中管理的弊端。而超市的試錯成本極高，經不起任何事故，否則整個店都會受影響。這就倒逼超市要更加嚴格地自我管理。而現代大型綜合超市帶來了過度包裝、生鮮食品價格高等問題，也不能滿足群眾對消費水平的認可。在這種情況下，農改超這種過渡狀態就是一個最好的選擇，老農貿市場里那些失去監管的食品安全問題，那些多年達不到標準的衛生環境，都能在農改超的過程中得到解決，同時還保證了市民能有一個比較實惠的價格買到生活必需品。

中央電視臺播出后，我就跟習書記匯報了這次辯論的過程，那時他已經是省委副書記了，主管農村農業。他說：“那天晚上我看那個節目了，你講得很好，我們就是要按這個思路往下走。”巧的是，分管商務工作的李嵐清副總理也看了那天的節目，有一次開會的時候他談到這個問題，他說：“有的人說農改超不好，我看你們專家就沒有辯過福州那個副市長。”

習書記大力推行的農改超，實際上是后來餐桌污染治理等一系列舉措的基礎，也給這些本土的超市奠定了發展的政策基礎。同時，我們也沒有搞“一刀切”，農改超形成的生活超市全面支撐市民生活的同時，大型綜合超市也在全面發展。而且，我們也保留了幾個特色農貿市場。這個保留還是有必要的，有些很小品種的東西，是不可能進超市的，一些海產品也進不了大的采購系統，它們就可以繼續保留在特色農貿市場里面為市民提供服務，我們也可以對僅存的這幾個農貿市場實施針對性監管。

從“菜籃子”工程到治理餐桌污染再到大型生鮮超市，隨著潮流不斷發展，這個業態的變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習書記的社會治理理念。事實上，福州現在很多成規模的產業，都是習書記在福州工作時打下的良好基礎。這些產業現在依然是福州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而且已經在全國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習書記的高瞻遠矚和深謀遠慮，我們當時基本能夠體會到，今天更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工作的幾年當中，留下了許許多多關心基層群眾、關心弱勢群體的故事，請您講一講您所經歷的這方面的故事。

梁建勇：習書記主持福州工作期間，像平潭、永泰、羅源這些比較貧困的縣，他都深入調研過，對這些縣的情況了解得都比較詳細，甚至這些縣里面的鄉鎮他都走過。習書記心里一直有一個標桿，他講過：“做縣委書記，一定要把下轄的村走完；做市委書記，一定要把鄉鎮走完；做省委書記，一定要把縣走完。”

1992年7月7日那場特大洪水過后，福州的天氣非常炎熱，倉山區下渡街道藤山弄供水管徑太小，水壓太低，在天氣熱的時候，只要用水量一大，居民用水就出現問題。習書記了解到情況后，要求相關部門迅速解決。這些部門從現場勘察到管網改造，只用了很短時間就解決了問題。在居民接上自來水那天，冰涼的自來水噴涌而出，當地居民非常滿意，他們寫了一首《天凈沙·甘霖》寄給習書記：“藤山滴水人家，長夜倦燈苦捱；書記查情令下，流水音佳。愛民人在今夏。”習書記主持福州工作的幾年當中，像這樣為人民群眾解決實際困難的事例數不勝數。

對于困難群體，習書記也是持續關心關注，無論他走到哪里都把他們放在心上。今天的精準扶貧工作，實際上也體現了他一以貫之關心困難群體的社會治理思路。習書記對特殊群體、困難群體的關注程度，完全不亞于我們很多領導對熱門問題的關注程度。

1992年4月14日上午，習書記在郊區現場辦公，帶領一批干部做接訪工作。當時有一個70歲的老太太就找到接訪地點來了。習書記見到這位老太太時，禮貌地欠起身說：“您老請坐下。”隨后讓工作人員給她倒了一杯茶。老太太跟習書記說，自己生活很困難，老伴兒早就去世了，兩個兒子先天性失明，一家3口只靠她一個人種一畝地生活，非常艱難。老太太含著淚水在那里說，習書記一直表情凝重地傾聽。老太太講完以后，習書記只是簡單地說了一句：“您的困難我知道了，政府會替您分憂。”就這樣，老太太和習書記道別后就離開了辦公現場。誰知道，老太太剛一離開，習書記當即就把市里、區里、鎮里三級單位的相關領導，還有福州市福利院的領導叫過來，指示他們把老太太的兩個兒子收進福利院生活，老太太日常生活的費用由縣、鄉、村三級各負擔1/3。事情只用了幾分鐘就布置妥當了。當時，那個老太太才剛走出辦公現場沒多遠，還不知道這個好消息。但是旁邊一個在排隊等候的殘疾人目睹了習書記布置安排的整個過程，他突然激動地大聲說：“習書記！我代表全市殘疾人向您表示感謝！”

隨著習書記下基層調查的深入和接訪制度的開展，也有賴于他對困難群體的關心，更多殘疾人的問題得以發現和解決。習書記接下來主持出臺了一系列扶助殘疾人的政策。在幾次有關殘疾人工作的會議上，習書記和市委、市政府經過研究布置了更多具體舉措。比如，鼓勵企業吸收殘疾人就業政策，統籌解決白內障治療、肢體殘疾人的假肢補貼、聾啞人的康復，政府怎么做，出多少錢來做，等等，都有詳細規劃。福州市的殘疾人工作做得好，國家也很認可。

習書記常說，對有特殊困難的人，要給予特殊關心，我們要搞“雪中送炭”。倉山區上渡街道有一個病退的困難職工林孔香，他是先天性左跛子，妻子張筱欽患先天性脊椎炎，18歲的次女智力有障礙，一家4口，殘疾人就占了3口，僅靠他每月140元的退休金維持生活。習書記了解到情況后，與倉山區的有關領導協商，由區政府出面，并由民政部門調劑了一間商業店面租給他，讓他經營食雜店，并要求民政部門補助給他1000塊錢的救濟款。就這樣，他們一家能在半扶持、半勞動的情況下生活，既減輕了社會負擔，也提高了生活水平。習書記對區領導說：“對這樣有特殊困難的人，政府要特別關心，多為這些人‘雪中送炭’。”這位困難群眾對習書記一直非常感激。

臺江區有一位孤寡老人叫葉蘭梅。1994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她正自己一個人在家過年，習書記來到她家里做客。葉蘭梅高興地說：“習書記，我真沒想到你能來陪我過年！平時最多就是居委會主任來看我，今天市委書記竟然來了！”也是這個大年三十，習書記還派了幾位同志去看望鼓樓區一位81歲的孤寡老人，并給他送上年貨。

習書記掛鉤扶貧的永泰縣葛嶺鎮溪洋村，由于大樟溪水流湍急，橫穿而過，無橋無路，村民的農產品無法賣出。習書記了解情況后，協調有關部門為村里修了一條寬5米、長200米的橋，大大方便了村民出行。

福州五中有一個三好學生，身患重病，從1994年10月開始基本都躺在床上，醫療費花了8萬多，他父親陳孟倫借了很多錢還沒有還上，每個月只有兩三百元的收入，家庭生活難以為繼。萬般無奈之下，他們給習書記寫信求助。習書記對他們一家非常關心，1994年12月11日批示“應發揚人道主義精神，積極救助”，要求區里進行援助，婦聯、團委還出面組織了捐款。

這些例子只是很小一部分，類似的事情不勝枚舉，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習書記在福州工作期間一直非常關注這些困難群體。

當年習書記常說，一般群眾，政府要為他們提供的是良好的公共服務；而那些生活困難的群眾，政府就要對他們給予一些特殊照顧。我們不做這些事，怎么能體現黨的為民情懷呢？又如何談得到踐行我們的使命呢？習書記每次談到這個內容，都帶著深厚的感情，都是他對人民群眾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他還說過，我們做的工作，無論大事小情本質上都是群眾工作；無論大事，還是小情，人家求上門來，肯定都是有困難的，沒有困難也不會來找你。所以我們的政府部門，既然管人管物，就應該幫助這些困難群體。

習書記對困難群眾來信的每一個批示，都很認真地寫上要求哪個部門來抓落實。最初，我認為這是習書記職責所在，對工作的認真負責。后來了解得多了，我感到不止于此，他如此主動、積極地關心群眾和幫助困難群體，那是因為他有著一顆悲憫、善良的心，心里裝著群眾。再到后來，我自己也當了市長，當了市委書記，當我努力以習書記為標桿、像他一樣去為民服務的時候，我發現這個工作量真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沒有持之以恒的堅定意志是難以堅持下來的。很難想象習書記當年是怎樣不厭其煩做這些事情的。這時，我更深刻地體會到，習書記能夠如此為民謀福祉，所憑借的就是一顆共產黨人為民奉獻的忠誠之心，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初心”。

采訪組：在習近平同志手上，福州大量的文化遺產得到傳承，大量的文物得到保護和修復，請您講一講這方面的情況。

梁建勇：習書記抓工作一直是很全面的，對文化事業也是如此。他對福州的傳統藝術非常喜愛，福州閩劇學校是他親自倡議創建的，至今仍為傳承閩劇藝術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習書記同時也認為，福州要進一步對外開放，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城市，應該在弘揚古代藝術的同時，也重視現代藝術的培養。他參加過一些活動，明顯感到福州市的現代歌舞藝術水平差距較大，就由市里自費選送了一批學生到北京舞蹈學院委培學習，后來他到北京開會期間還去看望過這些學生。這批人深造以后回到福州，現在大部分都成了藝術單位的骨干，有些還走上了領導崗位。

習書記到福州市履新之初，就仔細研讀了地方志，對福州的歷史、文化、人物、古跡有了很深的了解。在與當地同志交流時，他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對名人古跡都如數家珍。在習書記手上，不僅現有的文物古跡保護修繕得很好，很多遭到破壞的文物古跡也得到了大量修復。比如，西禪寺、閩王祠、琉球館等，與林則徐有關的建筑就有三處得到修復，此外還有冰心故居、林覺民故居、鄧拓故居等近代文物得到修繕和保護。還對64個名人故居、遺址等分別采取立碑紀念、掛牌昭示等辦法加強管理。

為了弘揚福州的文化，習書記在福州工作期間，還立了不少歷史人物雕像。福州有個說法是“四個老頭把城門”，意思是四個城門分別有四位歷史文化名人的雕像，即南門的林則徐，東門的嚴復，北門的王審知（河南固始人，五代十國時期閩國建立者），西門的張伯玉（北宋官員，曾任福州知州）。當時，有些人認為，為什么不塑一些現代時尚的雕像。到今天，我們才體會到，當時那么做彰顯了歷史文化名城的厚重和文化自信的魅力。

福州市民至今仍津津樂道的一個故事，就是習書記當年如何保護三坊七巷。當時一些企業對開發福州古城區三坊七巷很有興趣，市里還與有關企業簽訂了整體開發協議。整體開發方案送到市委研究時，習書記在會上強調要重視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問題，他說：“評價一個制度、一種力量是進步還是反動，重要的一點是看它對待歷史、文化的態度。要在我們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護、修復、利用搞好，不僅不能讓它們受到破壞，而且還要讓它更加增輝添彩，傳給后代。”三坊七巷整體開發就此擱置。2008年，習書記已經到中央任職了，我們去北京出差時專程向他匯報說：“您當年關心保護的三坊七巷一事，現在解決了。”習書記感慨地說：“三坊七巷應該好好保護！當年我們部分同志對問題的看法有局限性，這也是青春的困惑、成長的煩惱。”

習書記對中華民族的文化感情至深，對福州文物呵護有加，甚至福州的名木古樹，特別是榕樹也得到他很好的保護。他還讓我們組織文化部門和專家學者做了一套記錄福州歷史文化的叢書，有《福州古厝》《福州老街》《福州世家》《福州諺語》等，共計8本，是一套非常珍貴的歷史文化資料。我也做了一些編審工作，其中有一本分冊《福州古厝》，習書記親自為它作了序，幾位民俗專家對此非常感動。習書記對這套書很重視，去國外出訪時，還經常帶上這套書送給海外的福州籍華僑。

采訪組：福州毗鄰沿海，是一個臺風、洪水頻發的地區，突發事件也非常多。習近平同志面對這些突發情況，是如何應對和處理的？

梁建勇：習書記剛來福建的時候，年齡剛30出頭，很多福建的老同志評價那個時候的他，說他老成持重，有遠遠超越他這個年紀的沉穩，在應急和危機處置時，越發突顯出他每臨大事有靜氣的大將風度。

福建是臺風多發地區，習書記是從內地來的，當時福州市委班子成員的年齡都比他大，他是常委里面年齡最小的。然而，每次臺風來襲的時刻，習書記都非常冷靜地部署：臺風來之前怎么動員防御，臺風登陸的時候做什么，臺風過后如何開展工作……他鎮定自若、有條不紊地指揮，完全超乎我們這些福建人的想象。

還有1992年的特大洪水襲擊福州市區，他指揮群眾撤離，調集救援力量，他自己也到解放大橋、閩江二橋的橋頭去察看具體情況，指出什么地方應該怎么搶救，吩咐我聯系部隊直升機幫助中洲島的群眾撤離，還有洪水過后的生產怎么布置，救災物資怎么調配，所有工作他都做得非常細致，很有條理。

馬尾重大火災，習書記是親自趕到現場去處置的，我們一般人看到現場會慌亂、心急，一急就會反映到決策上面，往往作出不冷靜甚至錯誤的決策。但是習書記在這種突發性事件面前，頭腦異常冷靜，每次都是很耐心地聽情況匯總，雖然有時候匯報的人聲音都會打顫，但習書記仍然冷靜分析、綜合考慮，作出穩妥決策。

當時，福建的老同志和基層的干部群眾看到都很震驚，他們私底下評論說，習書記真有大將風度。

采訪組：高效、完善的領導方法，需要領導者自身具有很高的素質，請您從這方面介紹一下習近平同志的個人修養，以及他的修養與領導能力之間的關系。

梁建勇：與習書記共事這么多年，我感覺他很有領導的責任心和擔當，也很有領導的才華和藝術。除了日常細致深入的調研，他處理問題始終有著很強的科學性、創新性和協調性。習書記從大隊黨支部書記做起，一步一步走上縣、市、省、中央的領導崗位。他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也有強烈的時代感和鮮明的創新思維，這也就是我們講的與時俱進。

領導決策既是一門學問，也是一門藝術。我們領導干部對社會現象的隨機性怎么認識，又如何把握普遍的規律和政策，全面提高治理水平，這是一個重要的能力。習書記就經常從很小的事件、問題中捕捉出制度的缺陷和問題，立即彌補完善，以提高政策的覆蓋性和有效性。比如，他從“菜籃子”問題，發現了產供銷結構的問題，又看到了農改超的業態發展問題，以及餐桌污染整治的食品安全問題。

在習書記領導下工作多年，對我是很大的教育，受益良多。從他的身上，我體會到了領導干部提高個人修養的幾個方法。

第一就是“馭己”。人要能駕馭自己，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該做什么，該說什么。習書記歷來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在福州工作期間，他的住處很簡樸，甚至可以說很簡陋，有時他的同學朋友到他家，他會自己下廚房做簡餐招待他們，這也是一種律己。這種律己，指的是駕馭自己，有時候人們是限于規章制度，不敢造次。他能在規章制度之外，更嚴格地駕馭自己，這要有很強的克制力。

第二就是“導人”。習書記正是因為有強大的“馭己”能力，繼而就可以引導別人。首先大家會尊重他、會信任他，愿意和他交流。而他又是一個非常健談的人，經歷豐富，講話引人入勝，我們每次聽他講話都聽不夠，也對他講述的道理深以為然。在他手下工作，我們感到很舒心。這種情況下，他客觀上就能很好地發揮“導人”的作用，讓我們自覺主動地向他看齊、向他學習。

第三就是“理事”。習書記對很多問題的處理是很有藝術性的，甚至很多對立的東西，他都可以轉化過來。他開會講話有時限于議題和篇幅，不能展開講得太多，但他在下面的很多講話更為深刻，能抓住很多東西的規律，能把握事物互相轉化的趨勢。他曾說，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平衡向平衡轉化的，掌握轉化的時間和趨勢，才是處理問題的最佳方法。

無論“馭己”“導人”還是“理事”，習書記都不僅僅是建立在一般的工作層面上，更是建立在“道”和“德”的更高層面上。他有強烈的事業心、有真誠的為民情懷、有敢于對錯誤決策說“不”的勇氣，所有這些集中到一點，就是他一直以來所堅守的共產黨人的初心。

（轉載自2019年12月11日《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