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檢辦公廳副主任馬騏解讀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新華網北京3月8日電（記者于子茹）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副主任馬騏接受記者采訪，解讀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中的亮點和熱點內容。

檢察機關服務保障復工復產

“疫情防控常態化之后，檢察機關服務保障工作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副主任馬騏告訴記者。

他說，最高檢在去年初連續發布典型案例的基礎上，跟進發布4批19件涉及核酸檢測造假、制售假疫苗等典型案例，即時指導司法辦案，并向社會以案釋法；同時，專門出臺“11條意見”，把工作重心調整到服務“六穩”“六保”、助力復工復產。

考慮到民營企業管理模式的特殊性，為了避免辦一個案子、垮一個企業、下崗一批職工，檢察機關特別注意把握涉企案件司法政策。對民企負責人涉經營類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能不判實刑的就提出適用緩刑建議。

“最高檢提出檢察機關要做服務保障民營企業發展的‘老娘舅’，為守法經營而管、為健康發展而究。”馬騏說。

據介紹，最高檢在上海浦東、深圳南山等6個基層檢察院，試點督促企業合規管理，在作出不捕、不訴決定的同時，要求企業及其負責人承諾并且落實可監管、可檢查的整改措施，把管理的漏洞堵上，促進企業走上依法經營的正道。

檢察機關還組織開展涉企控告申訴專項清理，排查出2.1萬件，支持企業合法訴求5519件。

對那些既未撤案又不移送審查起訴、長期擱置的案件，與公安機關共同清理、督辦。2019年排查出的2687件“掛案”已督促辦結2315件，去年10月起會同公安部再排查督辦5088件，讓企業放下包袱、放手發展。

“檢察機關雖然不能直接參與、幫助生產，但有司法政策引領，有法律監督履職保障，一樣能為經濟恢復貢獻力量。”馬騏說。

認罪認罰不是一味從寬、一律從寬

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中，特別強調落實少捕慎訴慎押司法理念。 “少捕慎訴慎押司法理念的提出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馬騏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長期穩定，刑事犯罪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嚴重暴力犯罪持續下降，新型危害經濟社會管理秩序犯罪大幅上升。與之相對應的是，審判前處于被拘留、逮捕狀態的占比，從2000年的96.8%下降到2019年的63.3%。

數據顯示，2020年，檢察機關對涉罪而無需逮捕的決定不批捕8.8萬人，對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決定不起訴20.2萬人，占審結案件的比例同比分別增加0.8和3.9個百分點。捕后認罪認罰可不繼續羈押的，建議釋放或變更強制措施2.5萬人。刑事案件審前羈押率53%，同比又下降10.3個百分點。

“我們的司法理念要與刑事犯罪結構變化相適應，重罪必須依法嚴懲，輕罪則應依法寬緩、少捕慎訴慎押。”馬騏也表示，“按照法律規定，認罪認罰可以依法從寬處理，但不是一味從寬、一律從寬。”

他說，檢察官在辦案中特別注意把握這兩點：第一，要全面審查事實證據，決不因認罪而降低證據要求和證明標準；第二，區分具體案件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區別對待、罰當其罪。“對犯罪性質和危害后果特別嚴重、犯罪手段特別殘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的，依法從嚴追訴、不予從寬。”

以北京檢察機關辦理的一起涉黑案為例，主犯在庭審中表示認罪認罰，但檢察機關認為其作為黑社會性質組織首要分子，專門針對老年人房產實施“套路貸”犯罪，導致72名被害人損失近兩億元，犯罪性質惡劣、危害后果嚴重，提出依法不予從寬處罰的意見，庭審采納。

多舉措守護未成年人

馬騏說，去年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了家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司法“六大保護”體系。這其中，司法保護可以說是“最后的防線”。而在司法保護中，檢察機關的職能貫穿司法辦案、幫扶救助、權益維護、犯罪預防全過程，肩負重要責任。

去年以來，檢察機關圍繞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做了很多工作。

——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既要依法懲治，更要教育幫扶，重在轉化。去年，檢察機關共起訴未成年人犯罪3.3萬人；對罪行較輕并有悔改表現的附條件不起訴1.1萬人，占審結未成年人案件總數的21%，同比增加8.3個百分點。對附條件不起訴的，在6個月考驗期內加強跟蹤幫教，促其認錯悔錯、改過自新。

——加強對監護權履行的干預。對監護人侵害和監護缺失支持起訴、建議撤銷監護人資格513件，是2019年的6.3倍。

——落實入職查詢制度和強制報告制度。湖南檢察機關辦理校園性侵案時發現，一所學校的2名負責人在接到學生家長舉報后，既未調查核實也未向有關部門報告，依法以玩忽職守罪追究刑事責任。

——推進一項改革。最高檢專門部署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案件集中統一辦理，讓熟悉未成年人特點的檢察官專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

用心辦好群眾身邊“小案”

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中提到，用心辦好群眾身邊“小案”。

“司法案件絕大多數發生在群眾身邊，絕大多數是常見多發的案件，案值和影響可能都不大，但每個案件都關系到涉案當事人的人生，對他們來說都是‘天大的事’”。馬騏說，最高檢要求辦案決不能只守住形式上“不違法”的底線，必須綜合考慮法、理、情，情同此心，讓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溫度。

例如，報告中提到的搬家公司敲詐勒索案，先低價攬活，約定好收費260元，東西搬到目的地，卻坐地起價要收5000多元，不給錢就威脅、鬧事，通過這樣的方式敲詐勒索31起。

“單論數額，敲詐一次幾千塊錢，案值并不大，算不上‘大案’，但搬家遇到敲詐勒索，肯定影響喬遷新居的幸福感。像這樣的案件，就要依法嚴懲。”馬騏介紹，在這起案件中，檢察機關依法追訴了19人。

首次適用新法，辦理兩個“第一案”

網絡大V“辣筆小球”惡意詆毀貶損衛國戍邊英雄官兵，江蘇檢察機關迅速介入，依法適用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首次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批準逮捕。

某化工公司將危險廢液違法交由個人處置，跨省傾倒至江西省浮梁縣，造成嚴重污染。2020年11月，江西檢察機關對直接責任人依法提起公訴，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要求承擔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費用。鑒于污染危害后果持續至今年，2021年1月，最高檢直接指導，首次適用民法典變更訴訟請求，該公司同時還應承擔懲罰性賠償金，得到裁判支持。

上述兩個寫入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的兩個案件，也是檢察機關適用剛生效的民法典和刑法修正案（十一），辦理的相關領域“第一案”。

“兩起‘新案’寫入報告有特殊意義。”馬騏說，案例是最好的法治宣傳。這兩起“第一案”的辦理，不僅是對法律的及時貫徹，同時也是很好的普法宣傳，對社會法治意識具有重要引領作用。

立足檢察職能，助力脫貧攻堅

“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在這場偉大斗爭中，我們立足檢察職能，通過司法辦案努力做服務保障工作。”馬騏告訴記者。

據介紹，為避免出現因案致貧、返貧問題，這些年檢察機關特別重視用好國家司法救助制度，提出“應救盡救”。為了讓被侵占、挪用的扶貧資金盡早發揮作用，最高檢牽頭建立扶貧領域涉案財物依法快速返還機制。

馬騏說，司法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涉案財物一般不結案不返還，但扶貧領域的款物具有特殊性，如果等案件辦完，幾個月甚至一年過去了，扶貧款物的“扶危”“救急”作用就會大打折扣。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最高檢會同最高法院、公安部出臺規定，要求在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對于查封、扣押、凍結的與扶貧有關的財物，如果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財物權屬關系明確，返還不影響訴訟正常進行或者案件公正處理，應當在作出返還決定五個工作日內返還有關個人、單位或組織，讓扶貧款物盡快用在“刀刃”上。去年全年檢察辦案中快速返還1.2億元，惠及3.2萬人。

已探索形成一系列檢察提起公益訴訟制度理念

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是今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中的亮點。

“自2017年7月全面推開以來，檢察機關從零起步，摸著石頭過河，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制度理念。”馬騏說。

他說，公益訴訟特別是行政公益訴訟涉及行政機關履職，一開始不少檢察機關有畏難觀望情緒，不僅不會，也不敢、不愿辦案。

對此，最高檢充分調研，明確提出檢察機關與行政機關雖分工不同，但工作目標、追求效果完全一致，并非“零和博弈”。“我們擬提出檢察建議的先與行政機關磋商，促進主動履職；通過磋商能解決問題的，就不再提出檢察建議；提出檢察建議后行政機關整改的，就不再提起公益訴訟；已經起訴后行政機關整改的，檢察機關就撤回起訴。”馬騏說。

他表示，“只要問題解決了，不管在哪個環節，我們就到此為止。對發出公告或檢察建議后公益損害問題未解決的，那就依法提起公益訴訟。”

去年，檢察機關發出訴前檢察建議11.8萬件，行政機關回復整改率99.4%，同比上升11.9個百分點；提起訴訟8010件，同比上升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