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熱評】降低育兒成本為激活生育意愿提供支撐

全國兩會召開前不久，公安部戶政管理研究中心發布《2020年全國姓名報告》。報告透露：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經到公安機關進行戶籍登記的新生兒共1003.5萬。這一數據比2019年1179萬登記戶籍新生兒數量減少175.5萬。一時間，育齡夫婦生育意愿降低的話題引起社會關注。兩會代表委員對此也給予了相當的關注，并提出為寶媽寶爸“減負”之道。全國人大代表、農工民主黨四川省委副主委羅良娟建議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尤其針對愿意生育二孩的家庭，客觀上要拿出真金白銀給予支持。（3月8日《北京青年報》）

生育意愿的下降，會導致新出生人口數量的下降，人口替代率也會“亮紅燈”，人口數量的減少和老齡化加重，會帶來極為嚴重的后果。因而，人口問題既是家事，更是國事，具有基礎性、全局性和戰略性的地位，一些國家把少子化視為國難，維系著國家的前途和命運。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實行后，當年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萬，創2000年以來峰值，之后年年下降至2020年的新低，激活出生意愿并使人口替代達到世代更替水平，面臨的形勢和任務依然艱巨。

于現實并結合國外的經驗來看，激活年輕一代的生育意愿，除了強化公民的社會和國家責任外，最關鍵的舉措在于，要提供更加完善而豐富的配套政策為生育提供支撐，最大化降低年輕人的育兒成本。以學前教育為例，近年來，學前兒童“入園難”“入園貴”問題比較突出，一方面公辦幼兒園作為優質教育資源“一票難求”，另一方面，民營幼兒園收費太高又成為巨大負擔，再加上素質參差不齊，已成為子女教育的“第一難”。當年輕家長心頭的煩心事太多，生育意愿也會大大打折。

除此之外，其他因素的疊加都會不同程度的帶來生育意愿的影響，出生成本太高會造成“生不起”，職場風險太大，無人照顧會“養不起”，再加上后續的教育、醫療、購房等一系列后續成本，過重的負擔會使得生育意愿實現集體性降低。只有讓具有生育意愿的年輕人“生得起”“養得好”，通過綜合性的政策支撐與關愛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愿意生”才會最終才會付諸于行動。

有網友表示：學前教育解決好了，才能更好地緩解家庭教育孩子的后顧之憂。這樣的政策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促進生育的。基于此，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成為歷年全國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重點，也為政策層面的推動和落實提供了推力，并為最終成為事實創造了條件，相信會有一個光明的前景。不過，生育意愿的促進、鞏固與提升，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既需要單項政策的快速高效落地，更需要制定綜合性的政策以提升保障能力，全方位解決年輕人的后顧之憂，才能讓他們減少顧慮和實際困難，遏制出生人口數量下滑的趨勢。否則，事態就會繼續向壞的方向發展，政策的滯后和延遲也會讓效果出現衰減。

因而，從宏觀政策來說，在著眼于細的同時，更要實現單項措施的疊加以實現綜合效應。這就需要全面考量群體性和個體化的訴求，實現最大化的政策回應與措施對接。比如一些人大代表建議，在鼓勵二孩的背景下，應適當延長產假，實行夫妻合休，或者實行個性化的育兒假。面對持續低迷的人口出生率，遼寧、湖北、新疆等地出臺了更加積極的生育政策，延長產假時間、提高生育補助等“真金白銀”的政策相繼實施。從某種意義，通過出臺積極的生育政策已具有高度的社會共識，一些地方性政策也在陸續出臺，但如何將具體化、更有力的措施落地，并實現各項政策的系統化、配套化，達到綜合效應的最優化，是個體化建議帶來的系統性思考。

就業歧視、經濟壓力、育兒焦慮……每一種因素都會影響到生育意愿，每一個細微環節，細小訴求都值得重視，將個體性的需求與困難，集結成普惠而有成色的政策支撐，得到真金白銀的保障，如此才能實現個體責任與國家責任的結合，讓生育擺脫一切束縛而變得輕松而自由。 （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