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學習教育 | 紅色農信的誕生及其發展階段

文:李蓉(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巡視員、研究員)

1929年毛澤東在閩西唯一的照片

1929年3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以消滅閩西反動勢力，發動閩西工作，及參加閩粵贛三省農村土地革命之目的”，從贛南向閩西挺進，開辟閩西革命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開展廢債分田斗爭，破除舊的信用關系，建立新的信用關系。在舊的信貸形式被取締后，各地都曾一度發生過農民告貸無門的困難情況，以信用合作社為代表的新借貸形式隨之應運而生，以全國最早一批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信用合作社——永定太平區、豐田區，上杭北四區等信用合作社的建立為標志，宣告掀開紅色農信發展的序幕。

“紅色農信”的誕生初期

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舊址——上杭蛟洋文昌閣（1929年7月）

1929年7月，中共閩西特委在上杭蛟洋文昌閣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參加了這次大會，大會關于土地問題的決議案，深刻揭露了地主、買辦、軍閥等對閩西農民的剝削，針對這種情況，大會對不同階級規定了不同廢債政策。在取消高利貸的同時，決議還規定，“目前社會還需要金融之周轉，利息不能取消，但需禁止高利貸。”，并且說明，“利息過低，富人閉借，農民不利，各地得斟酌情形規定利息”。這次大會所規定的土地政策和廢債政策，保證和推動了閩西地區土地革命的順利開展，但農民在高利貸廢除后，告貸無門，資金周轉困難。

鑒于對敵經濟斗爭中出現的種種困難，為了活躍根據地的商品貿易和經濟發展，謀求人民生活改善，1929年9月30日，中共閩西特委發出第七號通告，明確指出“開辦農民銀行，區政府設立借貸所，辦理低利借貸，借與貧困農民，使農民不致告貸無門而賤賣糧食”，并“由縣區政府經濟委員會有計劃地向群眾宣傳，并幫助獎勵群眾創造合作社，如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使農民賣米買貨不為商人所剝削，而農村貯藏資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同年10月26日，永定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會議提出的“縣蘇維埃目前最低的施政綱要”十項中，第一項提出舉辦“合作社”；第四項又提出“統一度量衡尺幣制”。

永定太平區信用合作社舊址——裕安堂

為了工農群眾生活的改善和對敵經濟斗爭的需要，在中共閩西特委的高度重視和支持下，通過宣傳發動，永定和上杭縣區、鄉蘇維埃政權較鞏固的地方，先后于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組建了一批信用合作社，永定和上杭兩縣有10個區組建了信用合作社，其中曾發行紙幣的有3個。永定太平區、第一區（即豐田區）及上杭北四區都先后發行過紙幣。成立最早的信用合作社有3個，其中：1929年10月，永定縣太平區蘇維埃政府成立“永定太平區信用合作社”，上杭縣北四區蘇維埃政府成立“上杭北四區信用合作社”；1929年11月，永定縣豐田區蘇維埃政府成立“永定第一區信用合作社”（后改名為“永定第三區信用合作社”），第一任主任為賴祖烈。

“紅色農信”的推廣階段

閩西蘇維埃政府舊址

隨著贛南、閩西革命形勢的發展，各地經濟政策的貫徹，根據地經濟開始恢復，合作社、協作社、貧民銀行、借貸所等新的信貸機構幾乎每縣每區都有。

1930年3月，中共閩西特委召開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閩西蘇維埃政府，標志著閩西蘇區的形成。為了適應調劑金融、溝通貿易、發展經濟的需要，會議決定“普遍發展信用合作社組織，以吸收鄉村存款”，還制定了頒布《合作社條例》《取締紙幣條例》和《商人條例》，明確指出“各地不得自由發行紙幣，發行紙幣機關，要信用合作社才有資格。

中共閩西特委在總結永定太平區、上杭北四區信用合作社等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實行統一的貨幣制度和蘇區急需有自己銀行的需求，在1930年9月召開的閩西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決定組建全民性質的閩西工農銀行，在閩西蘇維埃政府的直接領導下，統一發行貨幣，調劑金融。

閩西工農銀行舊址

1930年11月7日，閩西工農銀行的正式開業對信用合作社在閩西各區的普及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一是增加信用合作社的資本儲備。在閩西工農銀行資金動用比例的規定中，25%的銀行資本金投入支持包括信用合作社在內的各種合作社發展，很好地解決了部分縣、鄉、區信用合作社資本募集不夠的困境。二是增加信用合作社的結算便利。1931年4月，閩西蘇維埃政府決定信用“合作社已發出紙票（幣）的，應立即向經委會登記，以后合作社不再發紙票（幣），過去發的紙幣如超過限制的，應收回。” 1931年6月，閩西蘇維埃政府再次動員蘇區軍民集資，原各地信用合作社發行的紙幣一律停止流通，并等值兌換成閩西工農銀行紙幣。統一貨幣后，信用合作社存款結算、銀元兌換的區域限制得以解除，信用合作社的貨幣融通、結算便利的優勢得以更好地體現出來。三是業務范圍更加廣泛。1930年9月25日，閩西的濟財政土地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明確規定：“私人向銀行借款，由信用合作社代理；合作社有向公共銀行借款優先權；并規定鄉信用合作社，按資本30%付與區信用合作社做基金。”信用合作社的貸款、代理業務迅速得以拓寬。

阮山

賴祖烈

農村信用社的發展也推動了閩西工農銀行的發展。一是幫助快速籌建銀行。中共閩西特委調任永定太平區、豐田區等信用合作社的創辦人阮山、賴祖烈負責籌建閩西工農銀行，阮山任首任行長、賴祖烈任營業科長、總務科長和秘書，信用合作社的辦社經驗、制度和做法融入到籌建過程中，幫助閩西工農銀行籌集資金、募集股東，使得閩西工農銀行短短2個月內得以正式開業并迅速開展各項業務。二是幫助快速開展業務。信用合作社的代理業務，主要是代理閩西工農銀行向私人發放貸款，同時采取“再貸款”的形式，以最低利率從閩西工農銀行獲取資金，重點支持農村地區社員生產生活。三是幫助實現統一貨幣。正如阮山在慶祝《工農銀行周年紀念》詩歌中寫道：“工農銀行設銀行，紙票通行各地方，到處都有兌換處，隨時可以換光洋。”信用合作社幫助收兌銀元、兌換閩西工農銀行貨幣的流通回籠和負責回收原來發行的信用社紙幣，實現有計劃的資金流通。閩西工農銀行貨幣發行后，即順利占領市場，成為閩西革命根據地內的主導貨幣。

在總結前期閩西信用合作社辦社經驗的基礎上，閩西工農銀行成立后一年多時間里，摸索和總結出一套蘇維埃銀行的管理制度和辦法，又有力地帶動了信用合作社的普及開展，龍巖、上杭、長汀、連城、永定、寧化、清流等邊區都成立了信用合作社。到1931年4月，永定縣的信用合作社就有九個，共有基金達到10528元。

“紅色農信”的普及階段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舊址

1932年2月1日，新生紅色政權下第一個具有中央銀行職能的銀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不僅為鞏固工農民主政權、統一金融貨幣體系、支持經濟貿易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還為信用合作社的規范發展帶來了春天，較好地推動中央蘇區各縣、鄉、區信用合作社的發展。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高度重視信用合作社的發展。1932年4月12日，頒布《合作社暫行組織條例》，規定蘇維埃政府將在各方面（如稅收、運輸、經濟、房屋等）來幫助合作社的發展。1933年9月10日，總結閩西信用合作社章程的內容，頒布《信用合作社標準章程》，明確規定信用合作社的宗旨、社員、股金與股票、信貸、管理機構及運作和利益分配，并從300萬元公債中，撥出20萬元用于發展信用合作社。

當發現“信用合作社尚未普遍建立”與“消費合作社等都在蓬勃發展”的反差現象后，1934年5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財政人民委員會頒布《為發展信用合作社徹底消滅高利貸而斗爭》的布告，提出“信用合作社是便利于工農群眾的借款機關”，號召發展信用合作社，并同意群眾可以用公債票向信用合作社入股，并“特許各地信用合作社吸收此項債券持向各地銀行抵押借款”，大大拓寬了信用合作社募股和吸儲的渠道。

為發展信用合作社徹底消滅高利貸而斗爭的布告（1934年5月）

為了扶助信用合作社的發展，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還給全總執行局寫信，要求發動職工積極參加儲蓄運動，發展信用合作社。信中說：“信用借貸問題，國民經濟部已有具體的計劃進行信用合作社工作，同樣，國家銀行為了改善工農生活，組織工農群眾在其周圍，建立與廣大工農群眾經濟生活的密切聯系，而盡國家銀行應盡的義務，決定大批地投資信用合作社實行低利借貸，凡建立了分支行的所在地，應幫助與發展信用合作社的組織”。

閩西蘇維埃政府也高度重視信用合作社的發展問題，1933年4月，召開經濟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指出，“工農銀行是斗爭的武器，有健全鞏固的工農銀行，才能擴大合作社基金，解決群眾生活問題，保存現金。”

由于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提倡和支持，蘇區信用合作社有了一定的發展，它的積極作用也不斷顯露出來。它從原來閩西一個蘇區發展到了江西省、湘鄂西、川陜省等蘇區。隨著國民黨軍的步步緊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蘇區各地信用合作社被迫停業，中央紅軍經過長征順利到達陜北后，根據地的信用合作社又在新的條件下恢復和發展。解放后，農村信用社更是作為當地人民自己的銀行，幫助農民解決生產生活困難，促進互助合作，支持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尤其是在發展縣域經濟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作出自身重大的貢獻，在農村改革進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歷史是現實的源頭。”紅色農信的歷史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全國農信企業文化的總源泉。閩西蘇區人民創造“信用合作社”的創舉終將不會被歷史埋沒，閩西也必將成為彰顯農信初心、弘揚農信精神的紅色高地和全國農信革命傳統教育宣傳的總陣地。

摘自《閩西，中國紅色農信誕生地》，中共黨史出版社，第209頁